受賄罪辯護詞（賄賂受害人）

2023-02-19 案件

貪污罪法律規定了怎樣的內容

一、貪污受賄罪量刑數額標準是什么?

(一)數額在3萬元以上不滿20萬元的，屬于“數額較大”，數額在1萬元以上不滿3萬元，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為“其他較重情節”，應予立案，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處罰金：

1.貪污救災、搶險、防汛、優撫、扶貧、移民、救濟、防疫、社會捐助等特定款物的;

2.曾因貪污、受賄、挪用公款受過黨紀、行政處分的;

3.曾因故意犯罪受過刑事追究的;

4.贓款贓物用于非法活動的;

5.拒不交待贓款贓物去向或者拒不配合追繳工作，致使無法追繳的;

6.造成惡劣影響或者其他嚴重后果的。

(二)數額在20萬元以上不滿300萬元的，屬于“數額巨大”，數額在10萬元以上不滿20萬元，涉嫌上述六種情形之一的，為“其他嚴重情節”，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處罰金或者沒收財產。

(三)數額在300萬元以上的，屬于“數額特別巨大”，數額在150萬元以上不滿300萬元，涉嫌上述六種情形之一的，為“其他特別嚴重情節”，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無期徒刑，并處罰金或者沒收

財產。

二、挪用公款罪與貪污罪的區別

挪用公款罪與貪污罪兩者在客觀上都侵犯了公共財物的所有權;兩者在客觀上均是利用職務之便;主觀上兩者都是出于直接故意。但是，作為兩種不同犯罪形式又有如下區別：

1)對犯罪客體侵犯程度與犯罪對象的范圍不同。前者只侵犯公共財物所有權中的占有、使用、收益三種權能，而后者侵犯了包括出有、使用、收益、處分權能的公共財產所有權的四種權能;就犯罪對象而言，前者為公款和特定公物，后者為公共財產。

2)犯罪的行為方式不同，前者是使用公款，后者是占有財物。

3)犯罪的目的不同。前者只是暫時使用，后者為永久占有。

4)犯罪的危害程度不同。挪用公款的數額并不等于對所有者造成的實際損失額，公款的本息要全部歸還或追繳;而貪污數額就是對所有者的財產造成的實際損失數額。

5)構成犯罪的時限要求不同。前者挪用公款數額較大歸個人進行非營利性的合法使用的，必須非法控制公款超過三個月未還才構成犯罪;而貪污罪只要非法占有了公物即構成犯罪。

6)在特定情況下的法律后果不同。如挪用公款未超過一萬元歸個人進行非營利性的合法使用時，超過三個月后在案發前全部歸還本息的，可不認為犯罪;而貪污行為一經實施，即使在案發前全部退贓也不影響其犯罪的構成。

7)量刑程度不同。后者要比前者處罰重。

最主要的其實也就是《刑法》當中的規定了，而在《刑法修正案九》里面，我國對貪污罪的量刑標準進行了調整，之后也對此罪的具體犯罪數額和情節作出了修改。實踐中，要是不幸涉嫌構成此罪的話，建議最好委托專業的律師來進行辯護，看是否能爭取寬大處理。

兩兄弟，哥哥在財政局上班，他又在外面辦了公司，但公司的法人是用他弟弟的名字。我想問一下，如果去告哥

與文化主管部門、公安部門的工作人員有夫妻關系、直系血親關系、三代以內旁系血親關系以及近姻親關系的親屬，也不得開辦、經營娛樂場所。

某公務員的哥哥轉業后與他人合開了一家公司，公司的業務與公務員職權同屬一個領域。不久公司拉到了業務，哥哥與公司其它人分了錢后離開了公司。不想十年之后，公務員卻因哥哥做成了這筆業務被判犯有受賄罪，哥哥也被當作共犯一并判刑。本律師參與了公務員受賄一案的二審過程，審閱了案件偵查、審查起訴、審判的全部卷宗，目睹了哥哥作為共犯被逮捕、判刑的全過程。

在律師看來，從犯罪構成的各要件進行分析，分文未取的公務員不構成受賄罪。律師對二十多本案卷仔細研究，形成了長達一萬余字的辯護詞、盡心盡力為公務員辯護，但礙于中國現階段對于刑事案件的價值取向，司法機關最終未能采納辯護意見，維持了公務員的有罪判決。綜觀全案，雖然存在種種疑點，但是公務員哥哥做成業務之時，正是公務員對該項業務享有職權之時，公司業務與公務員職權的巧合，導致了司法機關的懷疑。

因此，律師將本案的辯護詞公之于眾，旨在提醒各位準備從事商業活動的人，如果你有親人就職于國家機關，享有某種職權，為了避免日后不必要的麻煩與誤會，請盡量遠離親人的職權范圍

受賄罪辯護詞（賄賂受害人）

想看受賄罪辯護的案例，

以下為某受賄罪真實案例的辯護過程，以文字方式體現給您，因為具體到每個案件都不一樣，辯護方向也不一樣，所以本案例也僅供參考；

案由：某市公務員潘某受賄罪案。

律師辯護意見：無罪辯護

尊敬的審判長、審判員：

北京市盈科律師事務所接受被告潘某家屬的委托并經過其本人的同意，指派我擔任潘某涉嫌受賄罪一案的辯護人。辯護人通過法庭調查、舉證、質證以及聽取公訴人的公訴意見，辯護人認為公訴人對本案提出的指控事實不清、證據不足，其指控罪名不成立，被告潘某不構成受賄罪，具體辯護意見如下：

一、公訴機關指控被告收受7.38萬元的證據存在明顯矛盾，不足采信，受賄事實不清，不能認定

本案，公訴機關為支持起訴，在事實方面，組織了包括被告人供述、同案犯王某供述、證人證言的證據體系。然而，根據庭審質證以及查明的事實，控方的這一證據體系存在重大瑕疵，根本不符合刑事證據“三性”的基本要求。集中體現在：

1、偵查機關收集證據的程序不合法

公訴機關出示的被告供述的《訊問筆錄》、同案犯王某供述的《訊問筆錄》、證人的《詢問筆錄》均沒有偵查人員簽字，筆錄缺乏必要程序，不能作為證據使用。

2、被告人的供述不能作為定案證據

公訴機關作為主要證據提供給法庭以證明被告收取他人賄賂的供述筆錄僅有一份，辯護人提請法庭注意：這里所說的是“供述”而不是“供述與辯解”。

3、同案犯的供述前后矛盾，不能得出唯一、排他的結論。

4、證人證言

證人證言在涉案款的性質、涉案款的去向等重要情節上，說法均各自不同，根本不能相互印證。

二、公訴機關指控被告受賄7.38萬元，該指控不符合法律規定的受賄犯罪構成要件，被告的行為不構成受賄罪。

依據《刑法》第385條規定，所謂受賄罪，是指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便利，索取他人財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財物，為他人謀取利益的行為。從本案事實和案情分析，2003年被告單位從某公司購進電源設備非被告利用職務行為謀利所致，被告的行為不符合受賄犯罪構成要件。

三、被告具有立功行為和自首情節，又是初犯

被告在紀委、檢察機關調查王某涉嫌貪污、受賄時，被告檢舉、揭發了王某犯罪的線索，積極配合紀委和檢察機關的調查、偵查工作，積極退還涉案款，避免被告單位、國家遭受更大損失，被告有立功行為。

四、被告一貫表現較好，在工作中做出了很大貢獻

被告自參加工作以來，將一腔熱情撲在事業上，在黨和單位的教育培養下，被告從一名普通職工成長為正處級干部。作為女性，被告付出了比常人多百倍的勤奮和精力。被告在工作的幾十年里，矜矜業業，吃苦耐勞，為XX事業做出了很大貢獻。辯護人建議法庭考慮被告的一貫表現及在工作中的貢獻等量刑情節。

五、量刑意見

我國刑事訴訟法的原則和精神是保證準確、及時地查明犯罪事實，正確應用法律，懲罰犯罪分子，保障無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刑事訴訟中為保障犯罪嫌疑人，刑事被告人合法權益，實行疑罪從無，無罪推定的原則。被告自2009年X月X日被羈押已有14個月，該案因事實不清、證據不足兩次退偵。該案是國家紀委督辦的案子，辯護人能理解檢察機關承受的巨大壓力。但檢察機關在偵查、起訴中一直帶著有罪推定的傾向，在被告涉嫌受賄罪的證據不能排除合理懷疑，重要證據不能相互印證的情形下仍指控被告涉嫌受賄，顯失辦案的獨立性及公正性。

因此，辯護人懇請法庭本著獨立審判原則，不受其他機關的影響和干涉，客觀、公正的對被告作出無罪判決，以還被告清白。

綜上，辯護人認為公訴機關指控被告的犯罪事實不清、證據不足，指控的罪名不成立。被告沒有利用職務之便，收受賄賂，為他人謀取利益，不構成受賄罪。且被告有自首情節和立功行為，能主動退交相關款項，沒有給國家造成損失，辯護人懇請法庭在查明事實的基礎上正確適用法律，對被告作出無罪判決。

2007年5月8日犯罪陳志海判多少年

陳志海受賄、挪用公款再審案

2020-05-20

為領導干部重大受賄案辯護知名律師

[導讀]：案情簡介被告人陳志海，男，1948 年 1 月 15 日出生，漢族，江西省南昌縣人，大專文化，原系南昌市農業局局長、中共南昌市農業局書記，曾任南昌縣人民政府縣長、中共南昌縣委副書記。因涉嫌受賄于 2001 年 10 月 27 日被立案偵查，10 月 28 日被刑事拘留，11 月 13 日被逮捕。

案情簡介

被告人陳志海，男，1948 年 1 月 15 日出生，漢族，江西省南昌縣人，大專文化，原系南昌市農業局局長、中共南昌市農業局書記，曾任南昌縣人民政府縣長、中共南昌縣委副書記。因涉嫌受賄于 2001 年 10 月 27 日被立案偵查，10 月 28 日被刑事拘留，11 月 13 日被逮捕。

一、指控受賄罪

起訴書認為：被告人陳志海在任南昌縣人民政府縣長、南昌市農業局局長期間，先后 7

次收受他人人民幣 28 萬元，利用職務之便為他人謀取利益。具體事實如下：

1.1994 年 8、9 月間，陳志海給南昌縣水產場黨委副書記廖玉山打電話，要求將水產場綜合樓工程交給南昌縣三建公司承接，1994 年 9 月 10 日，南昌縣三建公司承接了水產場的綜合樓工程，并將該工程交給項目經理張國仔承建，張國仔又與陳志剛(陳志海的弟弟)合伙承建了該工程。1994 年年底，陳志海在辦公室收受了張國仔、陳志剛人民幣 4 萬元。

2.1994 年年初，陳志海應南昌縣二建公司項目經理樊云輝的要求，找南昌縣建設銀行

領導林海平、吳巧玲談話，要求將該行綜合樓工程交南昌縣二建公司承接，1994 年 5 月 3 日，南昌縣二建公司承接了該項工程，并將該工程交給樊云輝承建。之后陳志海在住處先后三次收受樊云輝人民幣共計 7 萬元。

3.1996 年，陳志海在辦公室收受涂序友人民幣 2 萬元，而后給南昌縣新聯鄉黨委書記徐長立打招呼，要求將新聯鄉的護坡工程交給涂序友承建。

4.1997 年上半年，陳志海應江西和平養殖有限公司張衛平的要求，為江西和平養殖有

限公司貸款一事給南昌縣農業銀行行長王小明打招呼，1997 年 5 月 27 日、8 月 1 日，南昌

縣農業銀行各貸款 50 萬元人民幣給江西和平養殖有限公司，該款至今未還。期間，陳志海

收受張衛平人民幣 5 萬元。

5.2000 年年初，張衛平與江西豐物公司房地產有限公司(以下簡稱豐物公司)副總經理姜洪商議，由張衛平、姜洪與豐物公司合作聯合開發南昌市農業局下屬企業南昌市家畜家禽試驗場(以下簡稱家禽場)的土地。為取得開發權，張衛平請求陳志海幫忙，2000 年 4

月 14 日，陳志海決定將豐物公司作為聯合開發家禽場土地的首選對象，同年 5 月 9 日，豐物公司與家禽場簽訂聯合開發的意向合同，5 月 1 日，陳志海簽發南昌市農業局“關于聯合開發家禽場 28 畝土地有關問題的請求”，請求市政府給予聯合開發政策優惠。市政府經研究后不同意聯合開發，決定由南昌市土地管理局組織出讓家禽場的土地。由于合作開發未果，張衛平、姜洪又與豐物公司商定由他們幫助豐物公司取得家禽場土地的受讓權，并以俞彬的名義成立了南昌市西湖區陽光房屋咨詢服務部(以下簡稱服務部)，與豐物公司簽訂《居間合同》，約定豐物公司以每畝 55 萬元人民幣的價格包干給服務部，由服務部幫助豐物公司取得家禽場土地的受讓權。其間，陳志海要求家禽場與豐物公司簽訂《土地回贈補充合同》，

造成既成事實，為豐物公司取得受讓權利創造條件。在張衛平、姜洪等人的操作下，2000 年 8 月 18 日，豐物公司與南昌市土地管理局簽訂《國有土地受讓合同》，以每畝 44.5 萬元

人民幣的價格取得了家禽場 36 畝土地的受讓權，張衛平、姜洪等人因此獲利 380 萬元人民幣。為盡快取得該利益，張衛平又請求陳志海催促家禽場的土地拆遷進度，為此，陳志海多次打電話和召開會議，要求加快拆遷進度。2000 年 9 月，陳志海在辦公室收受張衛平人民幣 10 萬元。

二、指控挪用公款罪

陳志海在任南昌市農業局局長期間，利用職務之便，兩次挪用市農業局下屬企業南昌市種子公司公款共計 15 萬元人民幣給他人使用。具體事實如下：

1.2000 年 2 月，張衛平向陳志海提出借款 10 萬元人民幣，陳隨即給種子公司經理李建新打電話，稱其朋友想借款，要求種子公司幫助解決。李建新在與副經理胡建華商量后同意借出，陳志海因此從種子公司借得人民幣 10 萬元，并將此款借給張衛平使用。該款在 2000

年 8 月已歸還種子公司。

2.2001 年 2 月，張衛平又向陳志海提出借款，陳再次向種子公司借款 5 萬元人民幣交給張衛平使用，此款至今未歸還。

公訴機關認為，被告人陳志海在任南昌縣人民政府縣長及南昌市農業局局長期間，利用職務之便，先后 7 次收受他人人民幣 28 萬元，為他人謀取利益，其行為已觸犯《中華人

民共和國刑法》第 385 條第 1 款的規定，構成受賄罪，應依照刑法第 386 條、第 383 條第 1

款第 1 項之規定處罰。

被告人陳志海在任南昌市農業局局長期間;利用職務之便兩次挪用公款共計 15 萬元人

民幣給他人使用，超過 3 個月未歸還，其行為已觸犯《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 384 條第 1

款之規定，構成挪用公款罪。

被告人陳志海犯有受賄罪、挪用公款罪，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 69 條之規定，應實行數罪并罰。

一審法院部分采納了律師的辯護意見，沒有追究陳志海挪用公款罪的刑事責任。一審判決認定被告陳志海身為國家機關工作人員，于 1994 年年初至 2000 年 9 月擔任南昌縣縣長、南昌市農業局局長期間，利用職務之便，為他人謀取利益，從中收受他人錢財，先后收受南昌縣二建公司項目經理樊云輝人民幣 7 萬元、南昌縣三建公司項目經理張國仔及合伙人

陳志剛(系陳志海之弟)人民幣 4 萬元，工程承包商涂序友人民幣 2 萬元，江西和平養殖有

限公司經理張衛平人民幣 15 萬元，共計收受他人人民幣 28 萬元，認定被告人陳志海犯受賄

罪，判處有期徒刑 13 年。一審宣判后，被告人陳志海上訴至江西省高級人民法院。

江西省高級人民法院二審裁定認為，被告人陳志海上訴理由及辯護人的辯護意見與事實不符，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納，一審判決事實清楚，裁定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被告人陳志海及辯護人不服一審判決和江西省高級人民法院二審裁定，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訴再審。最高人民法院轉江西省高級人民法院復查，認為符合再審條件，于 2003 年 7

月 7 日作出〔2003〕贛立刑申字第 14 號再審決定書。2004 年 3 月 11 日在江西省高級人民法院第二審判庭公開開庭審理了本案。再審被告人陳志海及辯護人李云龍到庭參加訴訟。

2004 年 8 月 23 日江西省高級人民法院〔2003〕贛刑再終字第 1 號刑事判決書認為：本院認為，再審被告人陳志海在擔任南昌縣縣長、縣委副書記期間，利用職務的便利

收受行賄人樊云輝人民幣 7 萬元、行賄人涂序友人民幣 2 萬元的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

其行為已構成受賄罪。原判認定陳志海收受張國仔人民幣 4 萬元、張衛平 15 萬元，因張國

仔、張衛平二位證人當庭否認行賄的事實，陳志海亦否認存在受賄的事實，此二筆原一、二審認定陳志海共計受賄 19 萬元的事實證據不足，應予以否定。原判對陳志海的所犯罪行定罪準確，審判程序合法，但認定陳志海的部分犯罪事實存在錯誤，導致量刑不當，應予糾正。經本院審判委員會的討論決定，撤銷江西省高級人民法院〔2002〕贛刑二終字第 49 號刑事

裁定和南昌市中級人民法院〔2002〕洪刑二初字第 3 號刑事判決。判處被告人陳志海犯受賄

罪，處 7 年有期徒刑。

李云龍律師申訴再審辯護成功，一審辯護觀點被采納。陳志海出獄后，在外經商辦企業。

一審辯護詞

審判長、審判員：

我接受被告人陳志海本人的委托，經江西云龍律師事務所指派，為被告人陳志海受賄、挪用公款一案出庭辯護，依法參與訴訟，特發表辯護詞如下：

南昌市人民檢察院〔2002〕第 24 號起訴書，指控被告人陳志海在任南昌縣人民政府縣

長、南昌市農業局局長期間，先后 7 次收受他人人民幣 28 萬元，利用職務之便為他人謀取

利益，其行為觸犯《刑法》第 385 條第 1 款之規定，構成受賄罪;起訴書還指控陳志海在任

南昌市農業局局長期間利用職務之便，兩次挪用市農業局下屬企業南昌市種子公司公款 15

萬元人民幣給他人使用，其行為已觸犯我國《刑法》第 384 條第 1 款之規定，構成挪用公款罪。

起訴書指控被告人的行為觸犯我國刑法規定的受賄、挪用公款兩個罪，本律師想就兩個罪名一一進行辯護。

一、受賄數額認定問題

受賄罪是指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財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財物，為他人謀取利益的行為。受賄罪有兩種類型：一種是索賄形式受賄罪，一種是收受他人財物受賄罪。

收受型受賄罪要具備兩個條件：一是利用職務之便，如果國家工作人員收受他人財物，并沒有利用職務上的便利，不構成受賄罪;二是利用職務之便為他人謀取利益，缺少這一條件不構成受賄罪。最高人民法院《關于當前辦理經濟犯罪案件具體運用法律的若干問題的解答》第 1 條規定：“把利用職務上的便利與未利用職務上的便利區分開，利用職務上的便利是構成受賄罪的不可缺少的條件。”依據法律和司法解釋的有關規定，首先分析一下陳志海在南昌縣任縣長期間收受他人財物，是否構成受賄罪。

起訴書指控陳志海在任南昌縣縣長期間，先后 5 次收受張國仔、陳志剛 4 萬元、樊云

輝 7 萬元、涂序友 2 萬元，一共 13 萬元。陳志海沒有利用職務之便，為他人謀取利益。陳

志海收受 13 萬元不構成受賄罪。

起訴書第一項指控：“1994 年八九月間，陳志海給南昌縣水產場黨委副書記廖玉山打電話，要求將水產場綜合樓工程給南昌縣三建公司承建，1994 年 9 月 10 日，南昌縣三建公司承接了水產場的工程……1994 年陳志海在辦公室收受張國仔、陳志剛人民幣 4 萬元。”起訴書的指控不符合事實。

從法庭調查證實，縣水產場綜合樓工程是經過公開招標，經過黨委研究，篩選為南昌縣三建公司承包的。檢察院 2002 年 1 月 24 日詢問原水產場黨委書記、場長章根盛筆錄：“經

過多次篩選后，剩下南昌縣五建公司和南昌縣三建公司的條件不相上下，最后，縣三建公司墊資比縣五建公司強。”這一證據充分說明南昌縣三建公司承建水產場工程是擇優入選，黨委集體確認決定的，并不是陳志海打招呼定的，與陳志海的職權無關。從證人南昌縣三建公司項目經理張國仔 2002 年 3 月 17 日筆錄證實：“水產場綜合樓是公開招標的，參加招標的

有南昌縣一建、二建、三建、五建等建筑公司，縣三建符合招標條件，墊資 70 萬元中標。

水產場綜合樓共 7 層，在 1995 年被評為優良工程。”陳志海是否給水產場的領導打招呼，張國仔并不清楚，送錢時并沒有提出要求陳志海打招呼，這說明行賄目的不明，收受財物的人并不明行賄人的要求，受賄罪很難成立。

再從證人縣水產場副場長廖玉山 2002 年 3 月 19 日的筆錄證實，陳志海打電話給他，并沒有講明此工程由縣三建公司做。對于打招呼目的不明確，不能視為利用職務之便，為縣三建謀取利益。整個水產場工程招標、發包、承包、施工，都是按規章程序操作的，并沒有違規操作。南昌縣水產場工程被評為優良工程。張國仔、陳志剛送的 4 萬元與陳志海的職務

無關，并沒有為他人謀取利益，不能認定為受賄數額。張國仔當時送 4 萬元是出于求助于陳志海以后給予工作照顧，并不是行賄的，而是出于感情投資而已，感情投資、聯絡感情是屬動機不明，不構成受賄。

第二項指控：“1994 年初，陳志海應南昌縣二建公司項目經理樊云輝的要求，找南昌縣建設銀行領導林海平、吳巧玲談話，要求將該行綜合樓工程交給南昌縣二建公司承接，之后陳志海在住處先后三次收受樊云輝人民幣 7 萬元。”

首先來分析一下陳志海對南昌縣建行有沒有行使職權進行影響，有沒有利用職務的問題。職務之便限于擔任職務的權力行使范圍，限于本人職權行使。在南昌縣區域范圍，有些部門不屬于南昌縣政府管理，不屬于南昌縣政府管理的部門，陳志海就不能行使職權。依據南昌縣建設銀行副行長吳巧玲 2002 年 2 月 5 日筆錄證實，當時偵查部門詢問吳巧玲：“當時建行系統是條條管理還是塊塊管理?”回答是：“以條條管理為主，當時業務上、人事上還是條條管理，但黨組織關系還在縣里。”這說明建設銀行正、副行長任職是市建行任命的，縣里無權管理，陳志海無權行使領導權。吳巧玲筆錄證據證實：“把建行大樓給二建做，林行長就回答說：我們回行里商量再說，后來經過向市行領導匯報，同意把工程給二建做。” 從吳巧玲筆錄證據足可以說明，定縣二建公司做銀行大樓是經過縣建行研究，請示市建行定下來的，并不是陳志海談一次話就可以定的。

從林海平 2001 年 12 月 2 日筆錄證實，陳志海并沒有講明由縣二建公司樊云輝做。1996

年 4 月，建行綜合樓完工，1996 年 9 月 6 日，被評為優良工程。

樊云輝對于送 7 萬元一事，兩次筆錄前后矛盾，兩次交代送錢時間、地點、數額不一，

這在證據上存在矛盾性。樊云輝談到第一次送錢 2 萬元是在 1993 年下半年，與工程承包聯

系不上，以后第二次、第三次 5 萬元，送錢目的是希望以后還能幫他的忙，這 5 萬元為了今后幫忙關照，并不是為縣建行工程而送錢，行賄人的目的不明確，就不能認定為受賄數額。陳志海在法庭調查時否認接受 7 萬元，從樊云輝筆錄證據看，從利用職權行使職權的

條件分析，不能認定陳志海受賄 7 萬元。

起訴書第三項指控：“1996 年，陳志海在辦公室收受涂序友人民幣 2 萬元，而后給南昌縣新聯鄉黨委書記徐長立打招呼，要求將新聯鄉的護坡工程交給涂序友承建。”此項指控事實不清楚。

涂序友是新聯鄉人，與新聯鄉黨委書記徐長立是熟人，涂序友要接護坡工程，不存在陳志海打招呼的問題。

原南昌縣新聯鄉黨委書記徐長立 2001 年 12 月 26 日的證詞證實：“這個護坡工程有許多人接了，這些人都接了一部分……涂序友接了部分，我和涂序友熟點，涂序友是新聯鄉本地人，我在新聯鄉任人大主任時，他在鄉派出所當聯防員。誰接工程都要鄉黨委大會討論，

這是班子討論定下的，涂接工程也是由鄉黨委開會定的。”

涂序友 2002 年 3 月 17 日詢問筆錄證實：1.為新聯鄉護坡工程涂序友首先找到新聯鄉黨委書記徐長立，找過徐長立二、三次，徐長立答應其參加中標;2.涂序友當時接工程交了

16.5 萬元押金;3.涂序友只接了部分工程，僅做了 40 萬元工程，做此工程實際虧損了。徐長立 2001 年 12 月 26 日筆錄證實，對陳志海是否打過電話持不確定的態度。陳志海

在法庭否認打過電話，而是徐長立在縣里開會主動匯報，陳志海明確表示護坡工程由鄉里定。徐長立當時是鄉黨委書記，鄉里工程由鄉黨委書記定，不存在陳志海出面打招呼的問題，更何況陳志海沒有出面打招呼。再說涂序友與徐長立是熟人,徐長立也答應涂序友參加中標，因此，涂序友送陳志海的 2 萬元不能認定為受賄數額。

二、證據問題

起訴書第四項、第五項認定陳志海分別收受江西和平養殖有限公司張衛平 5 萬元、10 萬元，為張衛平謀利。

首先談一下第四項指控。起訴書認為：“1997 年上半年，陳志海應江西和平養殖有限公司張衛平的宴請，為其貸款一事給南昌縣農業銀行行長王小明打招呼……1997 年 5 月 27 日、

8 月 1 日，南昌縣農業銀行各貸款 50 萬元人民幣……其間，陳志海收受張衛平人民幣 5 萬元。”

江西和平養殖有限公司在南昌縣崗上鄉發展養殖業，有規模，投資近 1000 萬元。為了扶植企業發展，陳志海等領導向銀行反映其需要貸款，沒有過錯，不是為他人謀取利益。農業銀行對張衛平申請借款 50 萬元，經過正常審批手續，與陳志海打招呼不存在利用職權問

題。對于張衛平貸款 50 萬元未歸還，是借款人和銀行管理的責任，不是陳志海的責任。

陳志海在法庭調查時一直否認收受張衛平 5 萬元。陳志海與張衛平是多年朋友，經濟

上交往比較多，張衛平幾次向陳志海借錢，陳志海也借給張衛平 20 多萬元錢，陳志海也借過張衛平的錢。張衛平是否先后送過 5 萬元、10 萬元給陳志海，兩者之間存在算賬的問題，不存在受賄的問題。

因此，認定張衛平行賄 5 萬元，同時存在一個證據問題，同時存在一個雙方經濟往來算賬問題，不存在受賄與行賄的問題。

三、關于挪用公款罪

起訴書指控陳志海在任南昌市農業局局長期間利用職務之便，兩次挪用市農業局下屬企業南昌市種子公司公款計 15 萬元人民幣給他人使用，其行為已觸犯《中華人民共和國刑

法》第 384 條第 1 款之規定，構成挪用公款罪。

我國《刑法》第 384 條對挪用公款罪的規定是：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挪用公款歸個人使用進行非法活動的，或者挪用公款數額較大、進行營利活動的，或者挪用公款數額較大，超過 3 個月未還的，是挪用公款罪。

挪用公款罪既侵犯了國家的財政、財經管理制度，又侵犯了公款使用權。挪用公款罪的挪用二字解釋為：挪用即為移動。

挪用的行為表現為：不經批準許可，違反財經制度，擅自動用自己管理的公款，即改變公款性質等。在本案中，陳志海沒有違反財政紀律，是按章借錢。

1. 陳志海不是挪用人，是借款人。

南昌市種子公司是一個獨立的法人企業，財產權歸種子公司正副經理行使，陳志海不

能擅自到南昌市種子公司隨意動用資金。2000 年 2 月，張衛平向陳志海提出借款 10 萬元人

民幣，陳志海即給種子公司打電話聯系借款之事，經李建新與胡建華商量同意借出。這 10

萬元是以陳志海名義向種子公司李建新借的。李建新 2001 年 10 月 14 日筆錄證實：2000 年

2 月 18 日，我去財務科，從尹萍手中拿了 10 萬元人民幣，并點了錢數，用報紙包好到我辦公室，交給陳志海，他點完了錢后，給了我一張借條，陳志海并簽字，經理李建新才將人民幣 10 萬元交給陳志海。這說明陳志海是借款人，實際上錢是給張衛平借的。挪用公款的人

實際上是種子公司負責人，不是陳志海。再說 2001 年 2 月，張衛平再次向陳志海借款 5 萬

元，陳志海又向種子公司聯系借款。這 5 萬元實際上是以辦公室李如茍的名義借的，在財務

賬上有記載。直接從財務科拿出 5 萬元的是李如茍，借用人也是李如茍。陳志海是從李如茍

手中借走的。2001 年 2 月 28 日，記賬憑證摘要為李如茍借款 5 萬元，李建新 2001 年 10 月

筆錄證實：陳局長要借 5 萬元，你以辦公室名義向財務上借 5 萬元，李如茍就在辦公室寫了

借條：今借到南昌市種子公司財務科人民幣 5 萬元整，經手人李如茍。由此可見，借用人是李如茍，不是陳志海，不能認定陳志海有挪用公款的行為。

2. 挪用公款的行為是違反財經管理的行為，陳志海為張衛平借錢是經過種子公司研究定的，不是挪用公款行為，15 萬元是民事借貸關系。

南昌市種子公司是獨立的法人單位，經濟、財產都是獨立核算的，證人李建新 2002 年

3 月 19 日筆錄：“借錢 10 萬元之事，我同公司副經理胡建華商量過，同意在種子公司財務上借。”

南昌市種子公司原副經理胡建華 2001 年 10 月 14 日筆錄證實：“李建新跟我講，陳志

海要借 10 萬元錢，我說那就借給他。”

由此看來，借款 10 萬元也是經過商量定的，并且是以南昌市種子公司辦公室主任李如茍名義借的。這是一種借用公款的行為，產生的糾紛只是一種借貸民事的糾紛。

要嚴格區別挪用公款與借用公款兩種類型的行為，借用公款是指借貸人與公款的所有者或經營管理者簽訂了借貸協議，并得到借款的行為。借用公款必須是辦理了有關手續，是雙方當事人一致意思的表示，體現為一種合同關系。而挪用公款是一種私自動用公款的行為，往往是秘密進行的。公款的所有者或經營管理者對于公款被動用的事實大多不知情，具體經手、管理公款的國家工作人員未經領導同意，私自將公款借給其他個人使用，或者歸自己本人使用，即使在動用公款時寫下借據以示借用，實際上也是一種單方面的侵權行為，不具備合同要素。比如會計、出納挪用所管理的公款去賭博、去炒股等，構成挪用公款罪。陳志海向種子公司李建新借款兩次共 15 萬元，都是經過種子公司主管領導研究同意，并寫了借條兩張，是一種民事借貸合同，受民事法律保護;產生糾紛可用民事法律調整，不能用刑事法律指控為犯罪，否則就擴大了打擊面，擴大了打擊面就會冤枉無辜。

綜上所述，起訴書指控被告人陳志海在任南昌縣人民政府縣長、南昌市農業局局長期間，先后 7 次收受他人人民幣 28 萬元，其中 19 萬元不構成受賄數額，指控陳志海挪用公款

15 萬元，陳志海的行為不構成挪用公款罪，是一種民事借貸行為，請一審法院依據本案事實與法律作出公正判決。

以上辯護觀點，請審判長給予考慮。此致

南昌市中級人民法院

江西云龍律師事務所律師：李云龍

2002 年 3 月 29 日

為領導干部重大受賄案辯護知名律師李云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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