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告是怎樣的一門學問

中國廣告發展簡史

一、奴隸社會及其以前的廣告發展概況

社會的第一次生產大分工，大約發生在原始社會的晚期距今約4000—10000年的新石器時代。考古證明，我國新石器時期的仰韶文化，已由母系社會轉向父系社會，而龍山文化則出現了農業、制陶、牧畜、手工業等經濟生產部門的分工和顯著發展，并發展出新的產業—制酒。生產力的發展和勞動者的社會分工，使剩余產品出現從而奠定了私有制的基礎。同時，由于勞動者的技術專業化傾向，使各個勞動者在生產活動中所生產的產品品種和數量都不相同，勞動者總是傾向于從事自己所熟練的技術生產，因此，為了滿足個人的需要，開始出現產品交換。隨著生產分工的深化，生產的物質品類逐漸增多，剩余產品也隨著增多，物質交換活動日趨頻繁，交換品的種類和地域也不斷擴大。在黃帝時代，便出現了貨幣交換形式，以實物貨幣如牲畜、銅器、布匹和貴重裝飾品作為等價交換物，取代了原始的物物交換形式。

為了把用來交換的產品交換出去，就必須把產品陳列于市場，同時，為了吸引他人，勢必需要叫喊等。實物陳列和叫喊是最早的廣告形式。這種形式的廣告，至今還在流傳，而其它的廣告形式，大體又都是從這種廣告形式中演變而來，只不過是采用了新的手段和工具，注入了新的內容。

奴隸社會時期，大約是在夏朝（約公元前21—前16世紀），在我國出現了農業、手工業與商業的分工，行商階層開始出現。隨著商業的發展，商品交換日趨頻繁和廣泛，開始出現城市和集市。相傳，我國最早的城市出現于夏禹時期。在夏、商（公元前16—前11世紀）和西周（約公元前11世紀—前770年），據著名史學家吳晗考證，“周民中有一部分會做買賣的商人即殷遺民”，他們被迫集中在洛陽，被叫作“頑民”，經常被召集起來訓話，過著被監視的生活。他們被另眼相看，既無政治權利，又失去了土地，為了過日子維持生計，只好東跑西跑作買賣。這種為貴族所小恥而又為庶民所不能為的行業，因為社會的需要，就成為殷遺民主要從事的行業了。從某種程度上來說，這也就是中國輕商貶商的歷史遺俗的根源所在。

從中國的古典文學作品中，尤其是在《詩經》中，還可以看到對商業活動的片斷描寫。《易經·系辭》記載：“神農氏作、列廛于國，日中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物，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詩經》的《邶·北風》用“既阻我德，賈用不售”這樣的譬喻來描寫遭人拒絕之后的心情；而《衛風·氓》中，更有“氓之蚩蚩，抱布貿絲”這樣的對商業活動進行直觀描述的詩句。這些都從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原始社會晚期和奴隸社會時期的商業發展情況和原始的商品銷售形式——展示物品和叫賣成為形象的廣告。

二、封建社會廣告發展的相對鼎盛

春秋時期，即公元前770—前476年，我國社會開始發生并完成從奴隸社會向封建社會的過渡轉變。在這一時期，商人階層開始分化，分為行商和坐賈，《莊子》中屢屢出現的“桂魚之肆”、“屠羊之肆”的提法就是明證。行商是走村串寨進行沿途買賣的商人，坐賈是有一定場所的、招徠他人來買賣東西的商人。《白虎通》中對商賈之分有這樣的描述：“商之為言章也，章其遠近，度其有亡，通四方之物，故謂之為商也。賈之為言固也，固其有用之物，待以民來，以求其利者也。故通物曰商，居買曰賈。”也就是在這一時期，人們開始把陳列于市的實物懸掛在貨攤上以招人。這樣，就在實物陳列的基礎上，演變和發展成了招牌、幌子等廣告形式，《晏子春秋》中就有這樣的描述：“君使服于內，猶懸牛首于門而賣馬肉于內也。”這句話就足以證明，至少當時已存在幌子這樣的廣告形式。與此同時，在河南省登封縣告咸鎮發掘出土的東周陶器上都印有“陽城”篆體陶文字樣標記，被認?俏夜?鈐緄奈淖止愀妗

秦始皇統一中國之后從秦到隋的800年間（公元前221年—公元618年），由于封建統治階級對土地的改革和新的稅收政策的實施，社會生產力較春秋戰國時期又有了一定程度的發展。秦始皇的中央集權制度和統一度量衡、統一文字的措施，以及漢代長期的“休養生息”政策的落實，在客觀上為商業的發展創造了有利的條件。西漢的“文景之治”以政通人和、國泰民安而著稱，商業的發展規模和范圍無疑又比春秋時期有了較大的發展。在這一時期，城市進一步發展。在幾百年間，洛陽成為聞名于世的大都會，店鋪很多。店鋪在當時被稱之為“市樓”，門口有一人接待顧客，所采取的廣告形式有口頭廣告、實物陳列等。尤其是幌子，這時已多為固定店鋪所采用，如酒旗、壚等。“壚”作為店鋪幌子的原始形式，出現在兩漢時期，為以后的店鋪裝飾起了開創作用。《史記·司馬相如列傳》中就有關于西漢時司馬相如的有關記載：“相如置一酒舍沽酒，而令文君當壚。”東漢詩人辛延年亦有“胡姬年十五，春日獨當壚”的詩句。據認為，當時（東漢）已有外國僑民居住國內，從事商業活動。

公元400年以后，北魏始尚文治，商業出現一個時期的繁榮。據史書記載，當時的洛陽，市東有“通商”、“達貨”的二里大市，“舟車所通，人跡所履，莫不商販也”。另有延酤、治卷二里，“里之人多以釀酒為業”，“河東人劉白墮者，善釀酒，季夏盛暑，以罌貯酒，暴日中一旬，酒味不動，飲之為美”。在這里，劉白墮的曝曬酒于太陽之下，無疑是一個實物示范廣告，因而使“京師朝貴出郡遠相饋贈，逾以千里”。廣告效果之好，使這種酒名聲遠播。

公元581年，隋朝統一中國，城市商業已初具規模。史書記載隋煬帝時，“天下之舟船，集于通濟橋東，常有萬余艘，填滿河路。商賈貿易車馬，填塞于市。諸善酋長入朝者，常請于東市交易，煬帝許之，先命整頓市肆。檐宇如一，咸設緯帳，珍貨充集，人物貨盛。賣菜者，籍以龍須席，胡客或過酒食店，悉令邀延就座，醉飽而散，不取其直。”這一段描述說明了當時的商品交換集市的規模之大、涉及之廣。東市是隋煬帝批準對外開放的城市，并罷求在開放前整頓市容，把珍貴質好的商品充實陳列起來，并令菜販把菜陳放在龍須席上。外商用餐，免費供應。隋煬帝的這一套措施固然是要顯示他的尊威，但在客觀上，不啻是一次帶有國際性的商業展覽和廣告宣傳。

公元618年，唐朝建立，我國的封建社會發展到了鼎盛時期。農業上實行的均田法和租庸調法，有力地推動了經濟的發展。工商業日趨繁盛，商業空前興旺。廣州、揚州、泉州和都城長安，成為了“萬國通邦”的國際貿易中心。尤其是“絲綢之路”的開拓和發展，包括海上貿易的發展，使這些大都市“街市繁華，中外商賈云集，市肆店鋪各有專營”，出現了肉行，金銀玉器行、衣行、麩行、秤行、絹行、藥行、漁行等商業行業，同時，還發展了為商業流通服務的金融銀行業——錢莊。手工業生產水平的不斷提高，使商品品類日益豐富。唐朝西京長安城內有東西二市，各市有212行。東京洛陽有130行、3000余“肆店”。同時，還在一些地區形成了專業性行市，如米市、草市、絲市、藥市等。

唐朝對市場已有一套嚴格的管理制度，凡市皆由官設。市場劃定地域，以墻圈圍，四方設門，定時關閉。市內分肆，入市交易商品以類相聚，分別在規定的肆中出售，商品價格由官家評定，懸牌經營。《唐律》規定：“諸平贓者，皆據所犯處當時物價及上絹之價依令每月旬別三等估，其贓平所犯旬估定罪，取所犯旬上絹之價。”即對違反當時物價規定的，要給予必要的處理。同時，也說明懸掛招牌不僅起著廣告的作用，而且還成了官方對攤商進行管理的一種手段。

唐朝的商業活動中，存在著多種廣告形式。（1）口頭叫賣：如唐朝人的筆記作品中，就有“其時賣餳之人，吹簫以自表也”的記載。詩人元稹在《估客樂》中的“經游天下偏，卻到長安城，城中東西市，聞客第次迎。迎客兼說客，多財為勢傾”的詩句，生動地描寫了當時的口頭廣告內容。（2）招牌廣告：市場交易，分肆進行，又規定必須掛牌營業，因此，招牌廣告十分普及。（3）商品展銷會：《舊唐書·韋堅傳》中記載，天寶年間，韋堅將渭水通往長安的漕舟集于宮苑墻外，供皇帝御覽所載各地貨物，其時“堅預于東京、汴采取小斛底船三二百只，置于潭側，其船皆著牌表之，若廣陵郡船，即袱背上堆積廣陵所出之綿、鏡、銅器、海味；丹陽郡船，即京口綾衫緞；晉陵郡船，即折造端綾繡；會稽郡船，即銅器、羅、吳綾、絳紗；南海郡船，即玳瑁、珍珠、象牙、沉香；豫章郡船，即名瓷，酒器，茶釜，茶鐺，茶碗；宣城郡船，即空青石、紙、筆、黃連；始安郡船，即蕉菖、蚺蛇喧、翡翠”。可見當時集貨地之廣，景況之盛。（4）旗幟：早在春秋戰國時期，韓非子就對此有過“懸幟甚高著”的描寫。唐時亦多用于酒店，唐朝知名詩人杜牧寫過“水村山郭酒旗風”的著名詩句。在一些唐代書法中，有時也可見到酒家旗幟的樣子。《元曲·后庭花》中有這樣兩句：“酒店門前三尺布，過來過往尋主顧。”不但說明了酒旗的尺寸，還說明了酒旗的作用。北宋政權由于采取了一系列安定農村鼓勵生產的政策，社會經濟在經歷了長達數十年的戰亂之后，得到了一個休養生息的時機，經濟再度回升，商業迅速發展。由于宋朝改革了自古以來的市坊制度，取消了“日中為市”的限制，市場交換的地域和時間不再為官方規定限制，隨時可為，隨地可為，商業活動有了更廣泛的活動余地，出現了異常活躍的局面，北宋的汴梁不僅是政治經濟中心，而且是商品的集散地，各地商人穿梭于此，導致了門面寬闊的大商店的出現，從而出現了店面裝潢——彩樓、歡門這樣的廣告形式。同時，由于開禁夜市，商業貿易出現日市、曉市、夜市的分化，小商小販忙著晝夜交易，“買賣晝夜不絕，夜交三四更游人始稀，五更復鳴”。此時，由于小商小販被允許串街走巷作生意，因此，城內各處叫賣之聲不絕。宋孟元老的《東京夢華錄》對此有過詳細記載：“……又有小兒子，著白虔布衫，青花手巾，挾白瓷缸子，賣辣菜。”“市人賣玉梅、夜蛾、蜂兒、雪柳、菩提葉、科頭圓子、拍頭焦錘。唯焦錘以竹架子出青傘上，裝綴梅紅縷金小燈籠子，架子前后亦設燈籠，敲鼓應拍，團團走轉，謂之‘打旋羅’，街巷處處有之。”又有“是月季春，萬花爛漫，牡丹芍藥，棣棠木香，種種上市，賣花者以馬竹籃鋪排，歌叫之聲，清奇可聽”。由于行商叫賣，扯嗓吆喝，既費力氣，聲音又傳不遠，于是就從口頭廣告衍化出各類具有專業特色的音響廣告，用各種不同的器具搖、打、劃、吹，發出不同的音響表示不同的行業，例如貨郎的撥浪鼓、剃頭匠的鐵滑剪等。

商業活動的增多，也使一些服務行業應運而生，從業者驟然增多。茶坊、酒樓、飯館、客店，遍布街頭巷尾，生意興隆。在這種經濟背景下，廣告得以更進一步發展。招牌、幌子、酒旗、燈籠各顯其能，且隨著大店鋪的出現開始出現新的廣告形式——門匾。從北宋張擇端的《清明上河圖》上就可看到諸如“劉家上色沉檀揀香”、“趙太丞家”、“楊家應癥”和“王家羅匹帛鋪”等招牌門匾。

原始的廣告形式——口頭呼叫、音響、招牌、幌子、燈籠以及門匾、門樓、酒旗等店鋪廣告，在宋時已發展到相當繁榮。同時，由于科技水平的提高，發明了印刷工藝。在隋朝發明的雕版印刷，到了宋代已發展為活字印刷。印刷技術的發明為廣告提供了新的傳播媒介——印刷品。歷史資料證明，在宋代已開始出現了印刷品廣告，現存上海博物館的“濟南劉家功夫針鋪”的印刷銅版，就是相當珍貴的宋代廣告印刷史料。

宋以后的元、明、清各朝代，商品經濟亦有不同程度的發展。由于人口的增多和對外交流的日益廣泛，城市的發展異常迅速，在全國各地形成了不同的地區商業中心。但是，在這一時期，雖然廣告的應用無疑也是異常活躍，然而，廣告形式卻未有所創新，依然是對口頭廣告、原始音響廣告和店鋪招牌廣告——旗幟、招牌、門匾、幟子、門樓、彩燈的應用。散見于各類史書、筆記、小說、唱本中的有關記載，充分地證明了這一點。

1．口頭廣告

南宋詩人范成大在其《范石湖集》中有“墻外賣藥者九年無一日不過，吟唱之聲甚適”的注釋，而在明代湯顯祖的《牡丹亭·閨塾》里則有“你聽一聲聲賣花，把讀書聲差”的描述。明代馮夢龍所編宋、元、明“話本”和“擬話本”的總集《警世通言·玉堂春落難尋夫》中更有“卻說廟外街上，有一小伙子叫云：‘本京瓜子，一分一桶，高郵鴨蛋，半分一個’”的廣告叫賣詞的記載。叫賣之聲一直延續不斷。清乾隆年間李計的《揚州畫舫錄》記載揚州平山堂一帶當時的許多賣藝攤販中，就有“蘇州人以五色粉糍狀人形貌，謂之捏像，

鬻者如市，手不停作”的記載，而在元曲中，則有“貨郎兒”的曲牌，最早是沿街叫賣的貨郎擔為招徠顧客而唱的，后來演變為民謠，最后又再演變為藝人的曲目。

2．酒旗廣告

唐宋以后的詩人詞家多以酒旗作為話題，而元明清的文學作品中也多有對酒旗的描述，在此不再贅述。

3．幌子

元曲中有“滿城中酒店三十座，他將那醉仙高掛，酒器張羅”的唱詞，當時出售一些小商品的店鋪也有把商品做成“夸張甚巨”的大剪刀、大瓶藥酒的，陳列于店鋪門口或柜頭以招徠顧客。在明清兩代的小說作品中，對幌子的記載更是不勝枚舉。

4．招牌

自從唐代把招牌作為一種行市管理手段之后，招牌一直是橫跨唐、宋、元、明、清等五代上千年的廣告形式之一。《清明上河圖》上可以看到各種招牌的形象。宋代話本《京本通俗小說·碾玉觀音》中有這樣的描寫：“不則一日，到了潭州，卻是走得遠了。就在潭州市里，討間房屋，出面招牌，寫著‘行在崔待詔碾玉生活’。”元代李有在《古杭雜記》中，引用張任國的《柳梢青》詞“掛起招牌，一聲喝采，舊店新開”來描寫舊店復業情景。由于商業競爭，在清朝的北京，更出現利用招牌對罵同業的情況，如“雨衣油紙家家賣，

但看招牌只一家，你也竇家我也竇，女娼男盜只由他”。早期的招牌一般比較簡單，但為了在商業競爭中取得廣告優勢，后來就發展出請名人書寫，并且出現了店鋪中堂，如酒店的“太白遺風”、米店的“民食為天”等等。同時，在招牌的裝飾上，也開始演變出藝術性圖案和描金寫紅等競比華貴的表現。

5．店堂裝飾

自宋代開始發展了大的店鋪之后，商店的門面修飾也成為廣告競爭的主要形式。《清明上河圖》上可以看到一家“正店”，其店面裝飾已十分講究。宋朝鼎盛時期的豐樂樓，“三層相高，五樓相向，各有飛橋欄檻，明暗相通，珠簾繡額，燈燭晃耀”。同期的《夢梁錄》對杭州的描述更是詳細，“今杭城茶肆亦如之，插四時之花，掛名人畫，裝點門面”，可見當時已重視店堂裝飾，而在以后的元、明、清時期，這種店堂裝飾更是“競比奢華”。

6．印刷廣告

木版印刷在元明大有發展，除官方用來印書之外，民間亦用來印制話本小說和戲曲。尤其在明代中葉以后，印坊所出小說、戲曲大都加有插圖繡像，作為書商推銷刊本的宣傳。弘治戊午年（1498年）刊本的《奇妙全像西廂記》，在其書尾就附有出版商金臺岳家書鋪的出版說明：“……本坊謹依經書重寫繪圖，參訂編大字本，唱與圖合。使寓于客邸，行于舟中，閑游坐客，得此一覺始終，歌唱了然，爽人心意。”從這里，可見當時書商廣告的功底。

從各個歷史朝代的商業及廣告發展情況，可以看到從口頭廣告、店鋪廣告到印刷廣告的歷史變革，從而可以看出廣告在中國封建社會發展的相對鼎盛時期及其與當時商業經濟的關系。

三、1840—1949年：中國近現代史中的廣告業

19世紀上半葉，許多資本主義國家都進行了工業革命，生產的高速發展使資本家感到了市場的壓力。為了積累巨額資本，開辟新的商品市場，掠奪勞動力和廉價的原料，地大物博、人口眾多的中國就成了他們的掠取對象之一。1840年爆發的鴉片戰爭，就是這種全面的政治、經濟和文化入侵的開始。資本主義的侵入，一方面使中國社會的性質發生了變化，閉關自守的封建社會開始解體，以農業和家庭手工業相結合的自然經濟被瓦解，我國社會逐漸淪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另一方面，外國資本和商品的大量涌入，也為我國的商品生產提供了推動力，促進了工商業的發展。尤其是民族工商業與遠洋資本之間相互爭奪市場的競爭，刺激了廣告的發展。

鴉片戰爭后，在帝國主義強權下，中國政府簽訂了《南京條約》，允許開放廣州、福州、廈門、寧波、上海等五大城市為通商口岸，并且準許中國商人將外國洋貨從上述口岸運往全國各地銷售，從而使資本主義的貿易入侵合法化。從此，外國貨如破堤之水涌入內地，并在我國出現了專為外國本家服務的買辦商人。由于外商外資的大量涌入所帶來的商業發達，現代廣告業也就在這幾個通商口岸城市迅速地發展起來。

在各類輸入品中，使用廣告最多的首推藥品和香煙。在五個通商口岸中，廣告最發達的首推上海，這當然跟上海有廣闊的腹地和長江方便的水上運輸有關。當時的廣告主要靠路牌和招貼。路牌是畫在墻上的，藍底白字，十分簡單。招貼則多在國外印制，帶回中國張貼。這些路牌廣告和招貼廣告曾經從城市擴展到廣大的農村。在這一時期，現代形式的報紙、雜志開始在我國出現。

1853年，英國人在五大通商口岸出售刊物《遐爾貫珍》。該刊經營廣告業務，為溝通中外商情服務。該刊在1854年曾刊出一則廣告，尋求廣告刊戶：“若行商租船者等，得借此書以表白事款，較之遍貼街衢，傳聞更遠，獲益至多。”史學家認為，該刊是在我國出現的最早的刊物之一。

歷史證明，以報刊雜志為標志的現代廣告是由外商引入的。1858年，外商首先在香港創辦了《孑孓剌報》，在1861年后成為專登船期物價的廣告報。在這期間，外國人除了創辦一些綜合性報紙外，還創辦了一些專業廣告報刊，如《東方廣告報》、《福州廣告報》、《中國廣告報》等。當時的廣告業務，主要以船期、商品價格為主，這同五口通商之后國外商船往來頻繁、貨物進出類多量大不無關系。1872年3月23日，《申報》創刊，這是我國歷史最久、最有名望的中文報紙。同期創辦的還有《上海新報》、《中國教會新報》等。這些報紙都刊登大量的廣告，幾達三分之二版面。在這一時期，機械設備廣告開始出現。這說明，在國內已有人在開辦現代化的工業生產廠家。

早在鴉片戰爭以前，我國就已經孕育了資本主義的萌芽。鴉片戰爭后所發生的外國資本的入侵，促進了中國的社會經濟的分化，導致了中國自然經濟體系的解體，加速了城鄉手工業的衰亡，同時也刺激了工業生產，加強了工業產品對世界市場的依賴性和農產品的商業化。商品經濟的發展，為民族資本主義的發展，創造了有利的條件。自19世紀中葉始，我國已有一些商人、地主、官僚開始采用機械，招雇工人，開辦新式工業。至1895年，已出現70多家華資工廠。1894年，中方在甲午戰爭中的失敗，導致了《馬關條約》的簽訂，中國被迫開放沙市、重慶、蘇州、杭州為商埠，并允許日商在各通商口岸開設工廠。《馬關條約》適應了帝國主義在華的利益需要，從而使其商業勢力從沿海城市伸向內地，外資在華辦廠也合法化了。日商在內地口岸通過廣告宣傳，掠奪性地大量收購我國的豬鬃、桐油、棉花、生絲等農副產品，或設廠生產，或做轉口生意，對我國農村經濟和民族工業起了嚴重的破壞作用。《馬關條約》也刺激了民族工業的發展和農產品的進一步商品化。許多愛國志士針對日商的掠奪，紛紛設廠自救。自1912—1919年，中國近代工業的新建廠礦即已增加到470多個。在與洋商洋貨的對抗性競爭中，民族工業也逐漸利用廣告作為競爭工具。

19世紀末，華人報紙陸續創刊，1895—1898年的三四年間全國創辦了32種主要報紙。由于資本競爭的加劇，報紙刊數和廣告版面迅速增加。1899年《通俗報》的六個版面中，廣告即占其四個半版。到1922年，我國的中外文報紙即達1100多種。報紙廣告的廣泛出現，標志著我國近代廣告的發展進入了一個新的歷史時期。報刊廣告的發展，造就了一個新的行業——廣告代理商在我國的產生。

廣告代理商是由報紙廣告代理人演變而來。我國早期的報館廣告代理人是做拉廣告生意兼賣報紙的，后來逐漸演變為專業代理人，單純依靠給報紙、雜志拉廣告為業。1872年，《申報》廣告刊列中就有“蘇杭等地有欲刊告白者，即向該報店司人說明……并須作速寄來該價，另加一半為賣報人飯資”。這里的所謂告白，就是廣告，“賣報人”就是最初的廣告代理人，“飯資”為廣告代理費。廣告代理人開始時只是四處奔走，為報紙承攬廣告業務，從中收取傭金，后來報紙廣告業務不斷擴大，報館內設置了廣告部，廣告代理人則演變為報館廣告部的正式雇員，以后又出現了專營廣告制作業務的廣告社和廣告公司。

30年代，廣告公司的興起是我國廣告發展史上的又一個里程碑。在這一時期，廣告媒介開始變得多樣化，出現了多種多樣的廣告形式。抗戰前充斥上海的外商外企為了推銷其所生產的洋貨，許多大型企業中都設有廣告部。如英美煙草公司的廣告部和圖畫間，就從中外各方邀請畫家繪制廣告。在激烈的商戰中，民族工業也開始向廣告事業投資，在企業內設置廣告部門。同時，由于市場競爭的需要，廣告業務不斷增加，專業廣告公司由此應運而生。在30年代初，上海已有大小廣告公司一二十家，廣告公司的業務以報紙廣告為主，其他形式的廣告，如路牌、櫥窗、霓虹燈、電影、幻燈片等，大體都各有專營公司。

在這段時間，報紙是主要的廣告媒介。最大的報紙是《新聞報》，該報在1923年即已“日銷15萬份”作為招徠廣告的號召。此外，雜志的發行量也不低，如鄒韜奮主編的《生活周刊》在1923年的每期銷數也超過15萬份。一些主要雜志，如《生活周刊》、《東方雜志》和《婦女雜志》等，也都登有較大篇幅廣告。路牌廣告在早期是廣告的主要形式，后來雖然讓位于報紙，但在整個廣告業務中還是占有相當份額。由于在大城市里簡陋的、刷在民墻上的路牌廣告已不能引人注目，有的廣告公司就開始將五彩印制的招貼貼在臺面上，后來又改為用木架支撐、鉛皮裝置、用油漆繪畫的廣告。有不少公司，如法興、克勞、美靈登、華商、交通等，把路牌廣告作為主要收入來源。

電波廣告的引進是在1922年以后。美國人奧斯邦在上海造了一座50瓦特的電臺，從而揭開了我國電波廣告的序幕，但廣播電臺正式開播廣告是在1927年，由新新公司辦了一座50瓦特的電臺，播送行市、時事與音樂。同年，天津、北京也相繼開設電臺。到1936年，上海已有華資私人電臺36座、外資4座、國民政府電臺1座、交通部電臺1座，這些電臺都主要依靠廣告維持。

上海最早的霓虹燈廣告引進于1926年。其后有外商在上海開設霓虹燈廠，規模較大的有麗安電器公司，華資電器公司也在此后相繼出現，并為廣告公司制作霓虹燈廣告。此外，新出現的廣告形式還有車身廣告、櫥窗廣告等。同期，印刷廣告也得到進一步發展，相繼出現了產品樣本、企業內部刊物（免費贈閱）、企業主辦專業性刊物、月份牌和日歷等形式的印刷廣告。

在1936年全國運動會期間，《上海新聞報》借機搞了一次空中廣告，把寫著“新聞報發行量最多，歡迎客選”的廣告條幅用氣球放入空中。這是在我國首次出現的空中廣告，為擴大《新聞報》的影響起了相當積極的作用。同年在上海還舉行了全國性的商業美術展覽會，為提高廣告的藝術水平、更加積極地發揮廣告的社會和經濟效益起了相當好的作用。同時，國民政府也開始對廣告實施管理。在當時的民法、刑法、交通法、出版法中均有涉及廣告的條款，并開始征收廣告稅。在廣告界也出現了同業公會。1927年“中華廣告公會”在上海成立，是廣告同業的最早組織，后幾經改名，1933年改名為“上海市廣告業同業公會”。

抗日戰爭爆發后，由于市場受到戰爭沖擊，廣告業受到嚴重影響。上海淪陷后，主要的廣告公司相繼歇業，剩下的廣告業務也大多是介紹日貨的廣告，雖然在后期廣告業務和廣告公司加幸歡ɑ指矗??從諧ぷ憬?健

抗戰時期，國民政府內遷重慶。當時南京、上海、漢口和天津等地的多家報紙也相繼內遷。1937年，在重慶出版的除原有的《商務日報》等外，還有《新華日報》、《中央日報》、《掃蕩報》、《大公報》、《新民報》等，刊登各類廣告。同時，在解放區創刊的共產黨報紙也有小量廣告業務。

抗戰勝利后，各類報紙等媒介單位相繼遷回原地復刊，廣告公司重新活躍起來。當時的廣告中，有很多是“尋人啟事”。此外，美貨也大量充斥市場，廣告業務量很大。由于美貨對中國民族工業的沖擊過甚，致使民族工業幾達崩潰邊緣。當時的國貨機制工廠聯合會在其主持人的倡導下，發起了一次“用國貨最光榮”的、旨在抵制外貨、挽救民族工業的宣傳運動。當時設計了一個標志，在本、外埠報紙、路牌上登載廣告，號召人們使用國貨。但是在1947年之后，由于連年內戰，導致經濟崩潰，中國的廣告事業又重新跌入低谷。

四、建國后我國廣告事業發展的曲折進程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由于經濟、政治、社會諸方面的原因，新中國的廣告事業在經歷了一個長期的曲折過程之后，才得以迅速恢復和發展。

在解放前夕，有些工商業者對中國共產黨的政策不明了，卷款外逃，外加國民黨政府在后期所采取的經濟政策對工商業的損害，我國的工商業處于極為困難的狀態。資金短缺，原料匱乏，嚴重地影響了建國初期的工商業的穩定和發展。為了穩定經濟形勢，促使工商企業恢復生產，新的人民政府采取了各種有效措施。支持對工商企業的原材料供應和資金供應，同時也加強了對企業的管理措施，在各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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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廣告發展簡史

一、奴隸社會及其以前的廣告發展概況

社會的第一次生產大分工，大約發生在原始社會的晚期距今約4000—10000年的新石器時代。考古證明，我國新石器時期的仰韶文化，已由母系社會轉向父系社會，而龍山文化則出現了農業、制陶、牧畜、手工業等經濟生產部門的分工和顯著發展，并發展出新的產業—制酒。生產力的發展和勞動者的社會分工，使剩余產品出現從而奠定了私有制的基礎。同時，由于勞動者的技術專業化傾向，使各個勞動者在生產活動中所生產的產品品種和數量都不相同，勞動者總是傾向于從事自己所熟練的技術生產，因此，為了滿足個人的需要，開始出現產品交換。隨著生產分工的深化，生產的物質品類逐漸增多，剩余產品也隨著增多，物質交換活動日趨頻繁，交換品的種類和地域也不斷擴大。在黃帝時代，便出現了貨幣交換形式，以實物貨幣如牲畜、銅器、布匹和貴重裝飾品作為等價交換物，取代了原始的物物交換形式。

為了把用來交換的產品交換出去，就必須把產品陳列于市場，同時，為了吸引他人，勢必需要叫喊等。實物陳列和叫喊是最早的廣告形式。這種形式的廣告，至今還在流傳，而其它的廣告形式，大體又都是從這種廣告形式中演變而來，只不過是采用了新的手段和工具，注入了新的內容。

奴隸社會時期，大約是在夏朝（約公元前21—前16世紀），在我國出現了農業、手工業與商業的分工，行商階層開始出現。隨著商業的發展，商品交換日趨頻繁和廣泛，開始出現城市和集市。相傳，我國最早的城市出現于夏禹時期。在夏、商（公元前16—前11世紀）和西周（約公元前11世紀—前770年），據著名史學家吳晗考證，“周民中有一部分會做買賣的商人即殷遺民”，他們被迫集中在洛陽，被叫作“頑民”，經常被召集起來訓話，過著被監視的生活。他們被另眼相看，既無政治權利，又失去了土地，為了過日子維持生計，只好東跑西跑作買賣。這種為貴族所小恥而又為庶民所不能為的行業，因為社會的需要，就成為殷遺民主要從事的行業了。從某種程度上來說，這也就是中國輕商貶商的歷史遺俗的根源所在。

從中國的古典文學作品中，尤其是在《詩經》中，還可以看到對商業活動的片斷描寫。《易經·系辭》記載：“神農氏作、列廛于國，日中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物，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詩經》的《邶·北風》用“既阻我德，賈用不售”這樣的譬喻來描寫遭人拒絕之后的心情；而《衛風·氓》中，更有“氓之蚩蚩，抱布貿絲”這樣的對商業活動進行直觀描述的詩句。這些都從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原始社會晚期和奴隸社會時期的商業發展情況和原始的商品銷售形式——展示物品和叫賣成為形象的廣告。

二、封建社會廣告發展的相對鼎盛

春秋時期，即公元前770—前476年，我國社會開始發生并完成從奴隸社會向封建社會的過渡轉變。在這一時期，商人階層開始分化，分為行商和坐賈，《莊子》中屢屢出現的“桂魚之肆”、“屠羊之肆”的提法就是明證。行商是走村串寨進行沿途買賣的商人，坐賈是有一定場所的、招徠他人來買賣東西的商人。《白虎通》中對商賈之分有這樣的描述：“商之為言章也，章其遠近，度其有亡，通四方之物，故謂之為商也。賈之為言固也，固其有用之物，待以民來，以求其利者也。故通物曰商，居買曰賈。”也就是在這一時期，人們開始把陳列于市的實物懸掛在貨攤上以招人。這樣，就在實物陳列的基礎上，演變和發展成了招牌、幌子等廣告形式，《晏子春秋》中就有這樣的描述：“君使服于內，猶懸牛首于門而賣馬肉于內也。”這句話就足以證明，至少當時已存在幌子這樣的廣告形式。與此同時，在河南省登封縣告咸鎮發掘出土的東周陶器上都印有“陽城”篆體陶文字樣標記，被認?俏夜?鈐緄奈淖止愀妗

秦始皇統一中國之后從秦到隋的800年間（公元前221年—公元618年），由于封建統治階級對土地的改革和新的稅收政策的實施，社會生產力較春秋戰國時期又有了一定程度的發展。秦始皇的中央集權制度和統一度量衡、統一文字的措施，以及漢代長期的“休養生息”政策的落實，在客觀上為商業的發展創造了有利的條件。西漢的“文景之治”以政通人和、國泰民安而著稱，商業的發展規模和范圍無疑又比春秋時期有了較大的發展。在這一時期，城市進一步發展。在幾百年間，洛陽成為聞名于世的大都會，店鋪很多。店鋪在當時被稱之為“市樓”，門口有一人接待顧客，所采取的廣告形式有口頭廣告、實物陳列等。尤其是幌子，這時已多為固定店鋪所采用，如酒旗、壚等。“壚”作為店鋪幌子的原始形式，出現在兩漢時期，為以后的店鋪裝飾起了開創作用。《史記·司馬相如列傳》中就有關于西漢時司馬相如的有關記載：“相如置一酒舍沽酒，而令文君當壚。”東漢詩人辛延年亦有“胡姬年十五，春日獨當壚”的詩句。據認為，當時（東漢）已有外國僑民居住國內，從事商業活動。

公元400年以后，北魏始尚文治，商業出現一個時期的繁榮。據史書記載，當時的洛陽，市東有“通商”、“達貨”的二里大市，“舟車所通，人跡所履，莫不商販也”。另有延酤、治卷二里，“里之人多以釀酒為業”，“河東人劉白墮者，善釀酒，季夏盛暑，以罌貯酒，暴日中一旬，酒味不動，飲之為美”。在這里，劉白墮的曝曬酒于太陽之下，無疑是一個實物示范廣告，因而使“京師朝貴出郡遠相饋贈，逾以千里”。廣告效果之好，使這種酒名聲遠播。

公元581年，隋朝統一中國，城市商業已初具規模。史書記載隋煬帝時，“天下之舟船，集于通濟橋東，常有萬余艘，填滿河路。商賈貿易車馬，填塞于市。諸善酋長入朝者，常請于東市交易，煬帝許之，先命整頓市肆。檐宇如一，咸設緯帳，珍貨充集，人物貨盛。賣菜者，籍以龍須席，胡客或過酒食店，悉令邀延就座，醉飽而散，不取其直。”這一段描述說明了當時的商品交換集市的規模之大、涉及之廣。東市是隋煬帝批準對外開放的城市，并罷求在開放前整頓市容，把珍貴質好的商品充實陳列起來，并令菜販把菜陳放在龍須席上。外商用餐，免費供應。隋煬帝的這一套措施固然是要顯示他的尊威，但在客觀上，不啻是一次帶有國際性的商業展覽和廣告宣傳。

公元618年，唐朝建立，我國的封建社會發展到了鼎盛時期。農業上實行的均田法和租庸調法，有力地推動了經濟的發展。工商業日趨繁盛，商業空前興旺。廣州、揚州、泉州和都城長安，成為了“萬國通邦”的國際貿易中心。尤其是“絲綢之路”的開拓和發展，包括海上貿易的發展，使這些大都市“街市繁華，中外商賈云集，市肆店鋪各有專營”，出現了肉行，金銀玉器行、衣行、麩行、秤行、絹行、藥行、漁行等商業行業，同時，還發展了為商業流通服務的金融銀行業——錢莊。手工業生產水平的不斷提高，使商品品類日益豐富。唐朝西京長安城內有東西二市，各市有212行。東京洛陽有130行、3000余“肆店”。同時，還在一些地區形成了專業性行市，如米市、草市、絲市、藥市等。

唐朝對市場已有一套嚴格的管理制度，凡市皆由官設。市場劃定地域，以墻圈圍，四方設門，定時關閉。市內分肆，入市交易商品以類相聚，分別在規定的肆中出售，商品價格由官家評定，懸牌經營。《唐律》規定：“諸平贓者，皆據所犯處當時物價及上絹之價依令每月旬別三等估，其贓平所犯旬估定罪，取所犯旬上絹之價。”即對違反當時物價規定的，要給予必要的處理。同時，也說明懸掛招牌不僅起著廣告的作用，而且還成了官方對攤商進行管理的一種手段。

唐朝的商業活動中，存在著多種廣告形式。（1）口頭叫賣：如唐朝人的筆記作品中，就有“其時賣餳之人，吹簫以自表也”的記載。詩人元稹在《估客樂》中的“經游天下偏，卻到長安城，城中東西市，聞客第次迎。迎客兼說客，多財為勢傾”的詩句，生動地描寫了當時的口頭廣告內容。（2）招牌廣告：市場交易，分肆進行，又規定必須掛牌營業，因此，招牌廣告十分普及。（3）商品展銷會：《舊唐書·韋堅傳》中記載，天寶年間，韋堅將渭水通往長安的漕舟集于宮苑墻外，供皇帝御覽所載各地貨物，其時“堅預于東京、汴采取小斛底船三二百只，置于潭側，其船皆著牌表之，若廣陵郡船，即袱背上堆積廣陵所出之綿、鏡、銅器、海味；丹陽郡船，即京口綾衫緞；晉陵郡船，即折造端綾繡；會稽郡船，即銅器、羅、吳綾、絳紗；南海郡船，即玳瑁、珍珠、象牙、沉香；豫章郡船，即名瓷，酒器，茶釜，茶鐺，茶碗；宣城郡船，即空青石、紙、筆、黃連；始安郡船，即蕉菖、蚺蛇喧、翡翠”。可見當時集貨地之廣，景況之盛。（4）旗幟：早在春秋戰國時期，韓非子就對此有過“懸幟甚高著”的描寫。唐時亦多用于酒店，唐朝知名詩人杜牧寫過“水村山郭酒旗風”的著名詩句。在一些唐代書法中，有時也可見到酒家旗幟的樣子。《元曲·后庭花》中有這樣兩句：“酒店門前三尺布，過來過往尋主顧。”不但說明了酒旗的尺寸，還說明了酒旗的作用。北宋政權由于采取了一系列安定農村鼓勵生產的政策，社會經濟在經歷了長達數十年的戰亂之后，得到了一個休養生息的時機，經濟再度回升，商業迅速發展。由于宋朝改革了自古以來的市坊制度，取消了“日中為市”的限制，市場交換的地域和時間不再為官方規定限制，隨時可為，隨地可為，商業活動有了更廣泛的活動余地，出現了異常活躍的局面，北宋的汴梁不僅是政治經濟中心，而且是商品的集散地，各地商人穿梭于此，導致了門面寬闊的大商店的出現，從而出現了店面裝潢——彩樓、歡門這樣的廣告形式。同時，由于開禁夜市，商業貿易出現日市、曉市、夜市的分化，小商小販忙著晝夜交易，“買賣晝夜不絕，夜交三四更游人始稀，五更復鳴”。此時，由于小商小販被允許串街走巷作生意，因此，城內各處叫賣之聲不絕。宋孟元老的《東京夢華錄》對此有過詳細記載：“……又有小兒子，著白虔布衫，青花手巾，挾白瓷缸子，賣辣菜。”“市人賣玉梅、夜蛾、蜂兒、雪柳、菩提葉、科頭圓子、拍頭焦錘。唯焦錘以竹架子出青傘上，裝綴梅紅縷金小燈籠子，架子前后亦設燈籠，敲鼓應拍，團團走轉，謂之‘打旋羅’，街巷處處有之。”又有“是月季春，萬花爛漫，牡丹芍藥，棣棠木香，種種上市，賣花者以馬竹籃鋪排，歌叫之聲，清奇可聽”。由于行商叫賣，扯嗓吆喝，既費力氣，聲音又傳不遠，于是就從口頭廣告衍化出各類具有專業特色的音響廣告，用各種不同的器具搖、打、劃、吹，發出不同的音響表示不同的行業，例如貨郎的撥浪鼓、剃頭匠的鐵滑剪等。

商業活動的增多，也使一些服務行業應運而生，從業者驟然增多。茶坊、酒樓、飯館、客店，遍布街頭巷尾，生意興隆。在這種經濟背景下，廣告得以更進一步發展。招牌、幌子、酒旗、燈籠各顯其能，且隨著大店鋪的出現開始出現新的廣告形式——門匾。從北宋張擇端的《清明上河圖》上就可看到諸如“劉家上色沉檀揀香”、“趙太丞家”、“楊家應癥”和“王家羅匹帛鋪”等招牌門匾。

原始的廣告形式——口頭呼叫、音響、招牌、幌子、燈籠以及門匾、門樓、酒旗等店鋪廣告，在宋時已發展到相當繁榮。同時，由于科技水平的提高，發明了印刷工藝。在隋朝發明的雕版印刷，到了宋代已發展為活字印刷。印刷技術的發明為廣告提供了新的傳播媒介——印刷品。歷史資料證明，在宋代已開始出現了印刷品廣告，現存上海博物館的“濟南劉家功夫針鋪”的印刷銅版，就是相當珍貴的宋代廣告印刷史料。

宋以后的元、明、清各朝代，商品經濟亦有不同程度的發展。由于人口的增多和對外交流的日益廣泛，城市的發展異常迅速，在全國各地形成了不同的地區商業中心。但是，在這一時期，雖然廣告的應用無疑也是異常活躍，然而，廣告形式卻未有所創新，依然是對口頭廣告、原始音響廣告和店鋪招牌廣告——旗幟、招牌、門匾、幟子、門樓、彩燈的應用。散見于各類史書、筆記、小說、唱本中的有關記載，充分地證明了這一點。

1．口頭廣告

南宋詩人范成大在其《范石湖集》中有“墻外賣藥者九年無一日不過，吟唱之聲甚適”的注釋，而在明代湯顯祖的《牡丹亭·閨塾》里則有“你聽一聲聲賣花，把讀書聲差”的描述。明代馮夢龍所編宋、元、明“話本”和“擬話本”的總集《警世通言·玉堂春落難尋夫》中更有“卻說廟外街上，有一小伙子叫云：‘本京瓜子，一分一桶，高郵鴨蛋，半分一個’”的廣告叫賣詞的記載。叫賣之聲一直延續不斷。清乾隆年間李計的《揚州畫舫錄》記載揚州平山堂一帶當時的許多賣藝攤販中，就有“蘇州人以五色粉糍狀人形貌，謂之捏像，

鬻者如市，手不停作”的記載，而在元曲中，則有“貨郎兒”的曲牌，最早是沿街叫賣的貨郎擔為招徠顧客而唱的，后來演變為民謠，最后又再演變為藝人的曲目。

2．酒旗廣告

唐宋以后的詩人詞家多以酒旗作為話題，而元明清的文學作品中也多有對酒旗的描述，在此不再贅述。

3．幌子

元曲中有“滿城中酒店三十座，他將那醉仙高掛，酒器張羅”的唱詞，當時出售一些小商品的店鋪也有把商品做成“夸張甚巨”的大剪刀、大瓶藥酒的，陳列于店鋪門口或柜頭以招徠顧客。在明清兩代的小說作品中，對幌子的記載更是不勝枚舉。

4．招牌

自從唐代把招牌作為一種行市管理手段之后，招牌一直是橫跨唐、宋、元、明、清等五代上千年的廣告形式之一。《清明上河圖》上可以看到各種招牌的形象。宋代話本《京本通俗小說·碾玉觀音》中有這樣的描寫：“不則一日，到了潭州，卻是走得遠了。就在潭州市里，討間房屋，出面招牌，寫著‘行在崔待詔碾玉生活’。”元代李有在《古杭雜記》中，引用張任國的《柳梢青》詞“掛起招牌，一聲喝采，舊店新開”來描寫舊店復業情景。由于商業競爭，在清朝的北京，更出現利用招牌對罵同業的情況，如“雨衣油紙家家賣，

但看招牌只一家，你也竇家我也竇，女娼男盜只由他”。早期的招牌一般比較簡單，但為了在商業競爭中取得廣告優勢，后來就發展出請名人書寫，并且出現了店鋪中堂，如酒店的“太白遺風”、米店的“民食為天”等等。同時，在招牌的裝飾上，也開始演變出藝術性圖案和描金寫紅等競比華貴的表現。

5．店堂裝飾

自宋代開始發展了大的店鋪之后，商店的門面修飾也成為廣告競爭的主要形式。《清明上河圖》上可以看到一家“正店”，其店面裝飾已十分講究。宋朝鼎盛時期的豐樂樓，“三層相高，五樓相向，各有飛橋欄檻，明暗相通，珠簾繡額，燈燭晃耀”。同期的《夢梁錄》對杭州的描述更是詳細，“今杭城茶肆亦如之，插四時之花，掛名人畫，裝點門面”，可見當時已重視店堂裝飾，而在以后的元、明、清時期，這種店堂裝飾更是“競比奢華”。

6．印刷廣告

木版印刷在元明大有發展，除官方用來印書之外，民間亦用來印制話本小說和戲曲。尤其在明代中葉以后，印坊所出小說、戲曲大都加有插圖繡像，作為書商推銷刊本的宣傳。弘治戊午年（1498年）刊本的《奇妙全像西廂記》，在其書尾就附有出版商金臺岳家書鋪的出版說明：“……本坊謹依經書重寫繪圖，參訂編大字本，唱與圖合。使寓于客邸，行于舟中，閑游坐客，得此一覺始終，歌唱了然，爽人心意。”從這里，可見當時書商廣告的功底。

從各個歷史朝代的商業及廣告發展情況，可以看到從口頭廣告、店鋪廣告到印刷廣告的歷史變革，從而可以看出廣告在中國封建社會發展的相對鼎盛時期及其與當時商業經濟的關系。

三、1840—1949年：中國近現代史中的廣告業

19世紀上半葉，許多資本主義國家都進行了工業革命，生產的高速發展使資本家感到了市場的壓力。為了積累巨額資本，開辟新的商品市場，掠奪勞動力和廉價的原料，地大物博、人口眾多的中國就成了他們的掠取對象之一。1840年爆發的鴉片戰爭，就是這種全面的政治、經濟和文化入侵的開始。資本主義的侵入，一方面使中國社會的性質發生了變化，閉關自守的封建社會開始解體，以農業和家庭手工業相結合的自然經濟被瓦解，我國社會逐漸淪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另一方面，外國資本和商品的大量涌入，也為我國的商品生產提供了推動力，促進了工商業的發展。尤其是民族工商業與遠洋資本之間相互爭奪市場的競爭，刺激了廣告的發展。

鴉片戰爭后，在帝國主義強權下，中國政府簽訂了《南京條約》，允許開放廣州、福州、廈門、寧波、上海等五大城市為通商口岸，并且準許中國商人將外國洋貨從上述口岸運往全國各地銷售，從而使資本主義的貿易入侵合法化。從此，外國貨如破堤之水涌入內地，并在我國出現了專為外國本家服務的買辦商人。由于外商外資的大量涌入所帶來的商業發達，現代廣告業也就在這幾個通商口岸城市迅速地發展起來。

在各類輸入品中，使用廣告最多的首推藥品和香煙。在五個通商口岸中，廣告最發達的首推上海，這當然跟上海有廣闊的腹地和長江方便的水上運輸有關。當時的廣告主要靠路牌和招貼。路牌是畫在墻上的，藍底白字，十分簡單。招貼則多在國外印制，帶回中國張貼。這些路牌廣告和招貼廣告曾經從城市擴展到廣大的農村。在這一時期，現代形式的報紙、雜志開始在我國出現。

1853年，英國人在五大通商口岸出售刊物《遐爾貫珍》。該刊經營廣告業務，為溝通中外商情服務。該刊在1854年曾刊出一則廣告，尋求廣告刊戶：“若行商租船者等，得借此書以表白事款，較之遍貼街衢，傳聞更遠，獲益至多。”史學家認為，該刊是在我國出現的最早的刊物之一。

歷史證明，以報刊雜志為標志的現代廣告是由外商引入的。1858年，外商首先在香港創辦了《孑孓剌報》，在1861年后成為專登船期物價的廣告報。在這期間，外國人除了創辦一些綜合性報紙外，還創辦了一些專業廣告報刊，如《東方廣告報》、《福州廣告報》、《中國廣告報》等。當時的廣告業務，主要以船期、商品價格為主，這同五口通商之后國外商船往來頻繁、貨物進出類多量大不無關系。1872年3月23日，《申報》創刊，這是我國歷史最久、最有名望的中文報紙。同期創辦的還有《上海新報》、《中國教會新報》等。這些報紙都刊登大量的廣告，幾達三分之二版面。在這一時期，機械設備廣告開始出現。這說明，在國內已有人在開辦現代化的工業生產廠家。

早在鴉片戰爭以前，我國就已經孕育了資本主義的萌芽。鴉片戰爭后所發生的外國資本的入侵，促進了中國的社會經濟的分化，導致了中國自然經濟體系的解體，加速了城鄉手工業的衰亡，同時也刺激了工業生產，加強了工業產品對世界市場的依賴性和農產品的商業化。商品經濟的發展，為民族資本主義的發展，創造了有利的條件。自19世紀中葉始，我國已有一些商人、地主、官僚開始采用機械，招雇工人，開辦新式工業。至1895年，已出現70多家華資工廠。1894年，中方在甲午戰爭中的失敗，導致了《馬關條約》的簽訂，中國被迫開放沙市、重慶、蘇州、杭州為商埠，并允許日商在各通商口岸開設工廠。《馬關條約》適應了帝國主義在華的利益需要，從而使其商業勢力從沿海城市伸向內地，外資在華辦廠也合法化了。日商在內地口岸通過廣告宣傳，掠奪性地大量收購我國的豬鬃、桐油、棉花、生絲等農副產品，或設廠生產，或做轉口生意，對我國農村經濟和民族工業起了嚴重的破壞作用。《馬關條約》也刺激了民族工業的發展和農產品的進一步商品化。許多愛國志士針對日商的掠奪，紛紛設廠自救。自1912—1919年，中國近代工業的新建廠礦即已增加到470多個。在與洋商洋貨的對抗性競爭中，民族工業也逐漸利用廣告作為競爭工具。

19世紀末，華人報紙陸續創刊，1895—1898年的三四年間全國創辦了32種主要報紙。由于資本競爭的加劇，報紙刊數和廣告版面迅速增加。1899年《通俗報》的六個版面中，廣告即占其四個半版。到1922年，我國的中外文報紙即達1100多種。報紙廣告的廣泛出現，標志著我國近代廣告的發展進入了一個新的歷史時期。報刊廣告的發展，造就了一個新的行業——廣告代理商在我國的產生。

廣告代理商是由報紙廣告代理人演變而來。我國早期的報館廣告代理人是做拉廣告生意兼賣報紙的，后來逐漸演變為專業代理人，單純依靠給報紙、雜志拉廣告為業。1872年，《申報》廣告刊列中就有“蘇杭等地有欲刊告白者，即向該報店司人說明……并須作速寄來該價，另加一半為賣報人飯資”。這里的所謂告白，就是廣告，“賣報人”就是最初的廣告代理人，“飯資”為廣告代理費。廣告代理人開始時只是四處奔走，為報紙承攬廣告業務，從中收取傭金，后來報紙廣告業務不斷擴大，報館內設置了廣告部，廣告代理人則演變為報館廣告部的正式雇員，以后又出現了專營廣告制作業務的廣告社和廣告公司。

30年代，廣告公司的興起是我國廣告發展史上的又一個里程碑。在這一時期，廣告媒介開始變得多樣化，出現了多種多樣的廣告形式。抗戰前充斥上海的外商外企為了推銷其所生產的洋貨，許多大型企業中都設有廣告部。如英美煙草公司的廣告部和圖畫間，就從中外各方邀請畫家繪制廣告。在激烈的商戰中，民族工業也開始向廣告事業投資，在企業內設置廣告部門。同時，由于市場競爭的需要，廣告業務不斷增加，專業廣告公司由此應運而生。在30年代初，上海已有大小廣告公司一二十家，廣告公司的業務以報紙廣告為主，其他形式的廣告，如路牌、櫥窗、霓虹燈、電影、幻燈片等，大體都各有專營公司。

在這段時間，報紙是主要的廣告媒介。最大的報紙是《新聞報》，該報在1923年即已“日銷15萬份”作為招徠廣告的號召。此外，雜志的發行量也不低，如鄒韜奮主編的《生活周刊》在1923年的每期銷數也超過15萬份。一些主要雜志，如《生活周刊》、《東方雜志》和《婦女雜志》等，也都登有較大篇幅廣告。路牌廣告在早期是廣告的主要形式，后來雖然讓位于報紙，但在整個廣告業務中還是占有相當份額。由于在大城市里簡陋的、刷在民墻上的路牌廣告已不能引人注目，有的廣告公司就開始將五彩印制的招貼貼在臺面上，后來又改為用木架支撐、鉛皮裝置、用油漆繪畫的廣告。有不少公司，如法興、克勞、美靈登、華商、交通等，把路牌廣告作為主要收入來源。

電波廣告的引進是在1922年以后。美國人奧斯邦在上海造了一座50瓦特的電臺，從而揭開了我國電波廣告的序幕，但廣播電臺正式開播廣告是在1927年，由新新公司辦了一座50瓦特的電臺，播送行市、時事與音樂。同年，天津、北京也相繼開設電臺。到1936年，上海已有華資私人電臺36座、外資4座、國民政府電臺1座、交通部電臺1座，這些電臺都主要依靠廣告維持。

上海最早的霓虹燈廣告引進于1926年。其后有外商在上海開設霓虹燈廠，規模較大的有麗安電器公司，華資電器公司也在此后相繼出現，并為廣告公司制作霓虹燈廣告。此外，新出現的廣告形式還有車身廣告、櫥窗廣告等。同期，印刷廣告也得到進一步發展，相繼出現了產品樣本、企業內部刊物（免費贈閱）、企業主辦專業性刊物、月份牌和日歷等形式的印刷廣告。

在1936年全國運動會期間，《上海新聞報》借機搞了一次空中廣告，把寫著“新聞報發行量最多，歡迎客選”的廣告條幅用氣球放入空中。這是在我國首次出現的空中廣告，為擴大《新聞報》的影響起了相當積極的作用。同年在上海還舉行了全國性的商業美術展覽會，為提高廣告的藝術水平、更加積極地發揮廣告的社會和經濟效益起了相當好的作用。同時，國民政府也開始對廣告實施管理。在當時的民法、刑法、交通法、出版法中均有涉及廣告的條款，并開始征收廣告稅。在廣告界也出現了同業公會。1927年“中華廣告公會”在上海成立，是廣告同業的最早組織，后幾經改名，1933年改名為“上海市廣告業同業公會”。

抗日戰爭爆發后，由于市場受到戰爭沖擊，廣告業受到嚴重影響。上海淪陷后，主要的廣告公司相繼歇業，剩下的廣告業務也大多是介紹日貨的廣告，雖然在后期廣告業務和廣告公司加幸歡ɑ指矗??從諧ぷ憬?健

抗戰時期，國民政府內遷重慶。當時南京、上海、漢口和天津等地的多家報紙也相繼內遷。1937年，在重慶出版的除原有的《商務日報》等外，還有《新華日報》、《中央日報》、《掃蕩報》、《大公報》、《新民報》等，刊登各類廣告。同時，在解放區創刊的共產黨報紙也有小量廣告業務。

抗戰勝利后，各類報紙等媒介單位相繼遷回原地復刊，廣告公司重新活躍起來。當時的廣告中，有很多是“尋人啟事”。此外，美貨也大量充斥市場，廣告業務量很大。由于美貨對中國民族工業的沖擊過甚，致使民族工業幾達崩潰邊緣。當時的國貨機制工廠聯合會在其主持人的倡導下，發起了一次“用國貨最光榮”的、旨在抵制外貨、挽救民族工業的宣傳運動。當時設計了一個標志，在本、外埠報紙、路牌上登載廣告，號召人們使用國貨。但是在1947年之后，由于連年內戰，導致經濟崩潰，中國的廣告事業又重新跌入低谷。

四、建國后我國廣告事業發展的曲折進程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由于經濟、政治、社會諸方面的原因，新中國的廣告事業在經歷了一個長期的曲折過程之后，才得以迅速恢復和發展。

在解放前夕，有些工商業者對中國共產黨的政策不明了，卷款外逃，外加國民黨政府在后期所采取的經濟政策對工商業的損害，我國的工商業處于極為困難的狀態。資金短缺，原料匱乏，嚴重地影響了建國初期的工商業的穩定和發展。為了穩定經濟形勢，促使工商企業恢復生產，新的人民政府采取了各種有效措施。支持對工商企業的原材料供應和資金供應，同時也加強了對企業的管理措施，在各級人

為什麼說現代廣告是一門科學，又是一門藝術？

廣告學有自己獨立的研究課題所以說是門科學 藝術呢？是說廣告要求不單單是宣傳 還要深入人心！中國廣告發展簡史

一、奴隸社會及其以前的廣告發展概況

社會的第一次生產大分工，大約發生在原始社會的晚期距今約4000—10000年的新石器時代。考古證明，我國新石器時期的仰韶文化，已由母系社會轉向父系社會，而龍山文化則出現了農業、制陶、牧畜、手工業等經濟生產部門的分工和顯著發展，并發展出新的產業—制酒。生產力的發展和勞動者的社會分工，使剩余產品出現從而奠定了私有制的基礎。同時，由于勞動者的技術專業化傾向，使各個勞動者在生產活動中所生產的產品品種和數量都不相同，勞動者總是傾向于從事自己所熟練的技術生產，因此，為了滿足個人的需要，開始出現產品交換。隨著生產分工的深化，生產的物質品類逐漸增多，剩余產品也隨著增多，物質交換活動日趨頻繁，交換品的種類和地域也不斷擴大。在黃帝時代，便出現了貨幣交換形式，以實物貨幣如牲畜、銅器、布匹和貴重裝飾品作為等價交換物，取代了原始的物物交換形式。

為了把用來交換的產品交換出去，就必須把產品陳列于市場，同時，為了吸引他人，勢必需要叫喊等。實物陳列和叫喊是最早的廣告形式。這種形式的廣告，至今還在流傳，而其它的廣告形式，大體又都是從這種廣告形式中演變而來，只不過是采用了新的手段和工具，注入了新的內容。

奴隸社會時期，大約是在夏朝（約公元前21—前16世紀），在我國出現了農業、手工業與商業的分工，行商階層開始出現。隨著商業的發展，商品交換日趨頻繁和廣泛，開始出現城市和集市。相傳，我國最早的城市出現于夏禹時期。在夏、商（公元前16—前11世紀）和西周（約公元前11世紀—前770 年），據著名史學家吳晗考證，“周民中有一部分會做買賣的商人即殷遺民”，他們被迫集中在洛陽，被叫作“頑民”，經常被召集起來訓話，過著被監視的生活。他們被另眼相看，既無政治權利，又失去了土地，為了過日子維持生計，只好東跑西跑作買賣。這種為貴族所小恥而又為庶民所不能為的行業，因為社會的需要，就成為殷遺民主要從事的行業了。從某種程度上來說，這也就是中國輕商貶商的歷史遺俗的根源所在。

從中國的古典文學作品中，尤其是在《詩經》中，還可以看到對商業活動的片斷描寫。《易經·系辭》記載：“神農氏作、列廛于國，日中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物，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詩經》的《邶·北風》用“既阻我德，賈用不售”這樣的譬喻來描寫遭人拒絕之后的心情；而《衛風·氓》中，更有“氓之蚩蚩，抱布貿絲”這樣的對商業活動進行直觀描述的詩句。這些都從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原始社會晚期和奴隸社會時期的商業發展情況和原始的商品銷售形式 ——展示物品和叫賣成為形象的廣告。

二、封建社會廣告發展的相對鼎盛

春秋時期，即公元前770—前476年，我國社會開始發生并完成從奴隸社會向封建社會的過渡轉變。在這一時期，商人階層開始分化，分為行商和坐賈，《莊子》中屢屢出現的“桂魚之肆”、“屠羊之肆”的提法就是明證。行商是走村串寨進行沿途買賣的商人，坐賈是有一定場所的、招徠他人來買賣東西的商人。《白虎通》中對商賈之分有這樣的描述：“商之為言章也，章其遠近，度其有亡，通四方之物，故謂之為商也。賈之為言固也，固其有用之物，待以民來，以求其利者也。故通物曰商，居買曰賈。”也就是在這一時期，人們開始把陳列于市的實物懸掛在貨攤上以招人。這樣，就在實物陳列的基礎上，演變和發展成了招牌、幌子等廣告形式，《晏子春秋》中就有這樣的描述：“君使服于內，猶懸牛首于門而賣馬肉于內也。”這句話就足以證明，至少當時已存在幌子這樣的廣告形式。與此同時，在河南省登封縣告咸鎮發掘出土的東周陶器上都印有“陽城”篆體陶文字樣標記，被認?俏夜?鈐緄奈淖止愀妗

秦始皇統一中國之后從秦到隋的800年間（公元前221年—公元618年），由于封建統治階級對土地的改革和新的稅收政策的實施，社會生產力較春秋戰國時期又有了一定程度的發展。秦始皇的中央集權制度和統一度量衡、統一文字的措施，以及漢代長期的“休養生息”政策的落實，在客觀上為商業的發展創造了有利的條件。西漢的“文景之治”以政通人和、國泰民安而著稱，商業的發展規模和范圍無疑又比春秋時期有了較大的發展。在這一時期，城市進一步發展。在幾百年間，洛陽成為聞名于世的大都會，店鋪很多。店鋪在當時被稱之為“市樓”，門口有一人接待顧客，所采取的廣告形式有口頭廣告、實物陳列等。尤其是幌子，這時已多為固定店鋪所采用，如酒旗、壚等。“壚”作為店鋪幌子的原始形式，出現在兩漢時期，為以后的店鋪裝飾起了開創作用。《史記·司馬相如列傳》中就有關于西漢時司馬相如的有關記載：“相如置一酒舍沽酒，而令文君當壚。”東漢詩人辛延年亦有“胡姬年十五，春日獨當壚”的詩句。據認為，當時（東漢）已有外國僑民居住國內，從事商業活動。

公元400年以后，北魏始尚文治，商業出現一個時期的繁榮。據史書記載，當時的洛陽，市東有“通商”、“達貨”的二里大市，“舟車所通，人跡所履，莫不商販也”。另有延酤、治卷二里，“里之人多以釀酒為業”，“河東人劉白墮者，善釀酒，季夏盛暑，以罌貯酒，暴日中一旬，酒味不動，飲之為美”。在這里，劉白墮的曝曬酒于太陽之下，無疑是一個實物示范廣告，因而使“京師朝貴出郡遠相饋贈，逾以千里”。廣告效果之好，使這種酒名聲遠播。

公元581年，隋朝統一中國，城市商業已初具規模。史書記載隋煬帝時，“天下之舟船，集于通濟橋東，常有萬余艘，填滿河路。商賈貿易車馬，填塞于市。諸善酋長入朝者，常請于東市交易，煬帝許之，先命整頓市肆。檐宇如一，咸設緯帳，珍貨充集，人物貨盛。賣菜者，籍以龍須席，胡客或過酒食店，悉令邀延就座，醉飽而散，不取其直。”這一段描述說明了當時的商品交換集市的規模之大、涉及之廣。東市是隋煬帝批準對外開放的城市，并罷求在開放前整頓市容，把珍貴質好的商品充實陳列起來，并令菜販把菜陳放在龍須席上。外商用餐，免費供應。隋煬帝的這一套措施固然是要顯示他的尊威，但在客觀上，不啻是一次帶有國際性的商業展覽和廣告宣傳。

公元618年，唐朝建立，我國的封建社會發展到了鼎盛時期。農業上實行的均田法和租庸調法，有力地推動了經濟的發展。工商業日趨繁盛，商業空前興旺。廣州、揚州、泉州和都城長安，成為了“萬國通邦”的國際貿易中心。尤其是“絲綢之路”的開拓和發展，包括海上貿易的發展，使這些大都市“街市繁華，中外商賈云集，市肆店鋪各有專營”，出現了肉行，金銀玉器行、衣行、麩行、秤行、絹行、藥行、漁行等商業行業，同時，還發展了為商業流通服務的金融銀行業——錢莊。手工業生產水平的不斷提高，使商品品類日益豐富。唐朝西京長安城內有東西二市，各市有212行。東京洛陽有130行、3000余“肆店”。同時，還在一些地區形成了專業性行市，如米市、草市、絲市、藥市等。

唐朝對市場已有一套嚴格的管理制度，凡市皆由官設。市場劃定地域，以墻圈圍，四方設門，定時關閉。市內分肆，入市交易商品以類相聚，分別在規定的肆中出售，商品價格由官家評定，懸牌經營。《唐律》規定：“諸平贓者，皆據所犯處當時物價及上絹之價依令每月旬別三等估，其贓平所犯旬估定罪，取所犯旬上絹之價。”即對違反當時物價規定的，要給予必要的處理。同時，也說明懸掛招牌不僅起著廣告的作用，而且還成了官方對攤商進行管理的一種手段。

唐朝的商業活動中，存在著多種廣告形式。（1）口頭叫賣：如唐朝人的筆記作品中，就有“其時賣餳之人，吹簫以自表也”的記載。詩人元稹在《估客樂》中的“經游天下偏，卻到長安城，城中東西市，聞客第次迎。迎客兼說客，多財為勢傾”的詩句，生動地描寫了當時的口頭廣告內容。（2）招牌廣告：市場交易，分肆進行，又規定必須掛牌營業，因此，招牌廣告十分普及。（3）商品展銷會：《舊唐書·韋堅傳》中記載，天寶年間，韋堅將渭水通往長安的漕舟集于宮苑墻外，供皇帝御覽所載各地貨物，其時“堅預于東京、汴采取小斛底船三二百只，置于潭側，其船皆著牌表之，若廣陵郡船，即袱背上堆積廣陵所出之綿、鏡、銅器、海味；丹陽郡船，即京口綾衫緞；晉陵郡船，即折造端綾繡；會稽郡船，即銅器、羅、吳綾、絳紗；南海郡船，即玳瑁、珍珠、象牙、沉香；豫章郡船，即名瓷，酒器，茶釜，茶鐺，茶碗；宣城郡船，即空青石、紙、筆、黃連；始安郡船，即蕉菖、蚺蛇喧、翡翠”。可見當時集貨地之廣，景況之盛。（4）旗幟：早在春秋戰國時期，韓非子就對此有過“懸幟甚高著”的描寫。唐時亦多用于酒店，唐朝知名詩人杜牧寫過“水村山郭酒旗風”的著名詩句。在一些唐代書法中，有時也可見到酒家旗幟的樣子。《元曲·后庭花》中有這樣兩句：“酒店門前三尺布，過來過往尋主顧。”不但說明了酒旗的尺寸，還說明了酒旗的作用。北宋政權由于采取了一系列安定農村鼓勵生產的政策，社會經濟在經歷了長達數十年的戰亂之后，得到了一個休養生息的時機，經濟再度回升，商業迅速發展。由于宋朝改革了自古以來的市坊制度，取消了“日中為市”的限制，市場交換的地域和時間不再為官方規定限制，隨時可為，隨地可為，商業活動有了更廣泛的活動余地，出現了異常活躍的局面，北宋的汴梁不僅是政治經濟中心，而且是商品的集散地，各地商人穿梭于此，導致了門面寬闊的大商店的出現，從而出現了店面裝潢——彩樓、歡門這樣的廣告形式。同時，由于開禁夜市，商業貿易出現日市、曉市、夜市的分化，小商小販忙著晝夜交易，“買賣晝夜不絕，夜交三四更游人始稀，五更復鳴”。此時，由于小商小販被允許串街走巷作生意，因此，城內各處叫賣之聲不絕。宋孟元老的《東京夢華錄》對此有過詳細記載：“……又有小兒子，著白虔布衫，青花手巾，挾白瓷缸子，賣辣菜。”“市人賣玉梅、夜蛾、蜂兒、雪柳、菩提葉、科頭圓子、拍頭焦錘。唯焦錘以竹架子出青傘上，裝綴梅紅縷金小燈籠子，架子前后亦設燈籠，敲鼓應拍，團團走轉，謂之‘打旋羅’，街巷處處有之。”又有“是月季春，萬花爛漫，牡丹芍藥，棣棠木香，種種上市，賣花者以馬竹籃鋪排，歌叫之聲，清奇可聽”。由于行商叫賣，扯嗓吆喝，既費力氣，聲音又傳不遠，于是就從口頭廣告衍化出各類具有專業特色的音響廣告，用各種不同的器具搖、打、劃、吹，發出不同的音響表示不同的行業，例如貨郎的撥浪鼓、剃頭匠的鐵滑剪等。

商業活動的增多，也使一些服務行業應運而生，從業者驟然增多。茶坊、酒樓、飯館、客店，遍布街頭巷尾，生意興隆。在這種經濟背景下，廣告得以更進一步發展。招牌、幌子、酒旗、燈籠各顯其能，且隨著大店鋪的出現開始出現新的廣告形式——門匾。從北宋張擇端的《清明上河圖》上就可看到諸如“劉家上色沉檀揀香”、“趙太丞家”、“楊家應癥”和“王家羅匹帛鋪”等招牌門匾。

原始的廣告形式——口頭呼叫、音響、招牌、幌子、燈籠以及門匾、門樓、酒旗等店鋪廣告，在宋時已發展到相當繁榮。同時，由于科技水平的提高，發明了印刷工藝。在隋朝發明的雕版印刷，到了宋代已發展為活字印刷。印刷技術的發明為廣告提供了新的傳播媒介——印刷品。歷史資料證明，在宋代已開始出現了印刷品廣告，現存上海博物館的“濟南劉家功夫針鋪”的印刷銅版，就是相當珍貴的宋代廣告印刷史料。

宋以后的元、明、清各朝代，商品經濟亦有不同程度的發展。由于人口的增多和對外交流的日益廣泛，城市的發展異常迅速，在全國各地形成了不同的地區商業中心。但是，在這一時期，雖然廣告的應用無疑也是異常活躍，然而，廣告形式卻未有所創新，依然是對口頭廣告、原始音響廣告和店鋪招牌廣告——旗幟、招牌、門匾、幟子、門樓、彩燈的應用。散見于各類史書、筆記、小說、唱本中的有關記載，充分地證明了這一點。

1．口頭廣告

南宋詩人范成大在其《范石湖集》中有“墻外賣藥者九年無一日不過，吟唱之聲甚適”的注釋，而在明代湯顯祖的《牡丹亭·閨塾》里則有“你聽一聲聲賣花，把讀書聲差”的描述。明代馮夢龍所編宋、元、明“話本”和“擬話本”的總集《警世通言·玉堂春落難尋夫》中更有“卻說廟外街上，有一小伙子叫云：‘本京瓜子，一分一桶，高郵鴨蛋，半分一個’”的廣告叫賣詞的記載。叫賣之聲一直延續不斷。清乾隆年間李計的《揚州畫舫錄》記載揚州平山堂一帶當時的許多賣藝攤販中，就有“蘇州人以五色粉糍狀人形貌，謂之捏像，

鬻者如市，手不停作”的記載，而在元曲中，則有“貨郎兒”的曲牌，最早是沿街叫賣的貨郎擔為招徠顧客而唱的，后來演變為民謠，最后又再演變為藝人的曲目。

2．酒旗廣告

唐宋以后的詩人詞家多以酒旗作為話題，而元明清的文學作品中也多有對酒旗的描述，在此不再贅述。

3．幌子

元曲中有“滿城中酒店三十座，他將那醉仙高掛，酒器張羅”的唱詞，當時出售一些小商品的店鋪也有把商品做成“夸張甚巨”的大剪刀、大瓶藥酒的，陳列于店鋪門口或柜頭以招徠顧客。在明清兩代的小說作品中，對幌子的記載更是不勝枚舉。

4．招牌

自從唐代把招牌作為一種行市管理手段之后，招牌一直是橫跨唐、宋、元、明、清等五代上千年的廣告形式之一。《清明上河圖》上可以看到各種招牌的形象。宋代話本《京本通俗小說·碾玉觀音》中有這樣的描寫：“不則一日，到了潭州，卻是走得遠了。就在潭州市里，討間房屋，出面招牌，寫著‘行在崔待詔碾玉生活’。”元代李有在《古杭雜記》中，引用張任國的《柳梢青》詞“掛起招牌，一聲喝采，舊店新開”來描寫舊店復業情景。由于商業競爭，在清朝的北京，更出現利用招牌對罵同業的情況，如“雨衣油紙家家賣，

但看招牌只一家，你也竇家我也竇，女娼男盜只由他”。早期的招牌一般比較簡單，但為了在商業競爭中取得廣告優勢，后來就發展出請名人書寫，并且出現了店鋪中堂，如酒店的“太白遺風”、米店的“民食為天”等等。同時，在招牌的裝飾上，也開始演變出藝術性圖案和描金寫紅等競比華貴的表現。

5．店堂裝飾

自宋代開始發展了大的店鋪之后，商店的門面修飾也成為廣告競爭的主要形式。《清明上河圖》上可以看到一家“正店”，其店面裝飾已十分講究。宋朝鼎盛時期的豐樂樓，“三層相高，五樓相向，各有飛橋欄檻，明暗相通，珠簾繡額，燈燭晃耀”。同期的《夢梁錄》對杭州的描述更是詳細，“今杭城茶肆亦如之，插四時之花，掛名人畫，裝點門面”，可見當時已重視店堂裝飾，而在以后的元、明、清時期，這種店堂裝飾更是“競比奢華”。

6．印刷廣告

木版印刷在元明大有發展，除官方用來印書之外，民間亦用來印制話本小說和戲曲。尤其在明代中葉以后，印坊所出小說、戲曲大都加有插圖繡像，作為書商推銷刊本的宣傳。弘治戊午年（1498年）刊本的《奇妙全像西廂記》，在其書尾就附有出版商金臺岳家書鋪的出版說明：“……本坊謹依經書重寫繪圖，參訂編大字本，唱與圖合。使寓于客邸，行于舟中，閑游坐客，得此一覺始終，歌唱了然，爽人心意。”從這里，可見當時書商廣告的功底。

從各個歷史朝代的商業及廣告發展情況，可以看到從口頭廣告、店鋪廣告到印刷廣告的歷史變革，從而可以看出廣告在中國封建社會發展的相對鼎盛時期及其與當時商業經濟的關系。

三、1840—1949年：中國近現代史中的廣告業

19世紀上半葉，許多資本主義國家都進行了工業革命，生產的高速發展使資本家感到了市場的壓力。為了積累巨額資本，開辟新的商品市場，掠奪勞動力和廉價的原料，地大物博、人口眾多的中國就成了他們的掠取對象之一。1840年爆發的鴉片戰爭，就是這種全面的政治、經濟和文化入侵的開始。資本主義的侵入，一方面使中國社會的性質發生了變化，閉關自守的封建社會開始解體，以農業和家庭手工業相結合的自然經濟被瓦解，我國社會逐漸淪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另一方面，外國資本和商品的大量涌入，也為我國的商品生產提供了推動力，促進了工商業的發展。尤其是民族工商業與遠洋資本之間相互爭奪市場的競爭，刺激了廣告的發展。

鴉片戰爭后，在帝國主義強權下，中國政府簽訂了《南京條約》，允許開放廣州、福州、廈門、寧波、上海等五大城市為通商口岸，并且準許中國商人將外國洋貨從上述口岸運往全國各地銷售，從而使資本主義的貿易入侵合法化。從此，外國貨如破堤之水涌入內地，并在我國出現了專為外國本家服務的買辦商人。由于外商外資的大量涌入所帶來的商業發達，現代廣告業也就在這幾個通商口岸城市迅速地發展起來。

在各類輸入品中，使用廣告最多的首推藥品和香煙。在五個通商口岸中，廣告最發達的首推上海，這當然跟上海有廣闊的腹地和長江方便的水上運輸有關。當時的廣告主要靠路牌和招貼。路牌是畫在墻上的，藍底白字，十分簡單。招貼則多在國外印制，帶回中國張貼。這些路牌廣告和招貼廣告曾經從城市擴展到廣大的農村。在這一時期，現代形式的報紙、雜志開始在我國出現。

1853年，英國人在五大通商口岸出售刊物《遐爾貫珍》。該刊經營廣告業務，為溝通中外商情服務。該刊在1854年曾刊出一則廣告，尋求廣告刊戶：“若行商租船者等，得借此書以表白事款，較之遍貼街衢，傳聞更遠，獲益至多。”史學家認為，該刊是在我國出現的最早的刊物之一。

歷史證明，以報刊雜志為標志的現代廣告是由外商引入的。1858年，外商首先在香港創辦了《孑孓剌報》，在1861年后成為專登船期物價的廣告報。在這期間，外國人除了創辦一些綜合性報紙外，還創辦了一些專業廣告報刊，如《東方廣告報》、《福州廣告報》、《中國廣告報》等。當時的廣告業務，主要以船期、商品價格為主，這同五口通商之后國外商船往來頻繁、貨物進出類多量大不無關系。1872年3月23日，《申報》創刊，這是我國歷史最久、最有名望的中文報紙。同期創辦的還有《上海新報》、《中國教會新報》等。這些報紙都刊登大量的廣告，幾達三分之二版面。在這一時期，機械設備廣告開始出現。這說明，在國內已有人在開辦現代化的工業生產廠家。

早在鴉片戰爭以前，我國就已經孕育了資本主義的萌芽。鴉片戰爭后所發生的外國資本的入侵，促進了中國的社會經濟的分化，導致了中國自然經濟體系的解體，加速了城鄉手工業的衰亡，同時也刺激了工業生產，加強了工業產品對世界市場的依賴性和農產品的商業化。商品經濟的發展，為民族資本主義的發展，創造了有利的條件。自19世紀中葉始，我國已有一些商人、地主、官僚開始采用機械，招雇工人，開辦新式工業。至1895年，已出現70多家華資工廠。 1894年，中方在甲午戰爭中的失敗，導致了《馬關條約》的簽訂，中國被迫開放沙市、重慶、蘇州、杭州為商埠，并允許日商在各通商口岸開設工廠。《馬關條約》適應了帝國主義在華的利益需要，從而使其商業勢力從沿海城市伸向內地，外資在華辦廠也合法化了。日商在內地口岸通過廣告宣傳，掠奪性地大量收購我國的豬鬃、桐油、棉花、生絲等農副產品，或設廠生產，或做轉口生意，對我國農村經濟和民族工業起了嚴重的破壞作用。《馬關條約》也刺激了民族工業的發展和農產品的進一步商品化。許多愛國志士針對日商的掠奪，紛紛設廠自救。自1912—1919年，中國近代工業的新建廠礦即已增加到470多個。在與洋商洋貨的對抗性競爭中，民族工業也逐漸利用廣告作為競爭工具。

19世紀末，華人報紙陸續創刊，1895—1898年的三四年間全國創辦了32種主要報紙。由于資本競爭的加劇，報紙刊數和廣告版面迅速增加。1899年《通俗報》的六個版面中，廣告即占其四個半版。到1922年，我國的中外文報紙即達1100多種。報紙廣告的廣泛出現，標志著我國近代廣告的發展進入了一個新的歷史時期。報刊廣告的發展，造就了一個新的行業——廣告代理商在我國的產生。

廣告代理商是由報紙廣告代理人演變而來。我國早期的報館廣告代理人是做拉廣告生意兼賣報紙的，后來逐漸演變為專業代理人，單純依靠給報紙、雜志拉廣告為業。1872年，《申報》廣告刊列中就有“蘇杭等地有欲刊告白者，即向該報店司人說明……并須作速寄來該價，另加一半為賣報人飯資”。這里的所謂告白，就是廣告，“賣報人”就是最初的廣告代理人，“飯資”為廣告代理費。廣告代理人開始時只是四處奔走，為報紙承攬廣告業務，從中收取傭金，后來報紙廣告業務不斷擴大，報館內設置了廣告部，廣告代理人則演變為報館廣告部的正式雇員，以后又出現了專營廣告制作業務的廣告社和廣告公司。

30年代，廣告公司的興起是我國廣告發展史上的又一個里程碑。在這一時期，廣告媒介開始變得多樣化，出現了多種多樣的廣告形式。抗戰前充斥上海的外商外企為了推銷其所生產的洋貨，許多大型企業中都設有廣告部。如英美煙草公司的廣告部和圖畫間，就從中外各方邀請畫家繪制廣告。在激烈的商戰中，民族工業也開始向廣告事業投資，在企業內設置廣告部門。同時，由于市場競爭的需要，廣告業務不斷增加，專業廣告公司由此應運而生。在30年代初，上海已有大小廣告公司一二十家，廣告公司的業務以報紙廣告為主，其他形式的廣告，如路牌、櫥窗、霓虹燈、電影、幻燈片等，大體都各有專營公司。

在這段時間，報紙是主要的廣告媒介。最大的報紙是《新聞報》，該報在1923年即已“日銷15萬份”作為招徠廣告的號召。此外，雜志的發行量也不低，如鄒韜奮主編的《生活周刊》在1923年的每期銷數也超過15萬份。一些主要雜志，如《生活周刊》、《東方雜志》和《婦女雜志》等，也都登有較大篇幅廣告。路牌廣告在早期是廣告的主要形式，后來雖然讓位于報紙，但在整個廣告業務中還是占有相當份額。由于在大城市里簡陋的、刷在民墻上的路牌廣告已不能引人注目，有的廣告公司就開始將五彩印制的招貼貼在臺面上，后來又改為用木架支撐、鉛皮裝置、用油漆繪畫的廣告。有不少公司，如法興、克勞、美靈登、華商、交通等，把路牌廣告作為主要收入來源。

電波廣告的引進是在1922年以后。美國人奧斯邦在上海造了一座50瓦特的電臺，從而揭開了我國電波廣告的序幕，但廣播電臺正式開播廣告是在 1927年，由新新公司辦了一座50瓦特的電臺，播送行市、時事與音樂。同年，天津、北京也相繼開設電臺。到1936年，上海已有華資私人電臺36座、外資4座、國民政府電臺1座、交通部電臺1座，這些電臺都主要依靠廣告維持。

上海最早的霓虹燈廣告引進于1926年。其后有外商在上海開設霓虹燈廠，規模較大的有麗安電器公司，華資電器公司也在此后相繼出現，并為廣告公司制作霓虹燈廣告。此外，新出現的廣告形式還有車身廣告、櫥窗廣告等。同期，印刷廣告也得到進一步發展，相繼出現了產品樣本、企業內部刊物（免費贈閱）、企業主辦專業性刊物、月份牌和日歷等形式的印刷廣告。

在1936年全國運動會期間，《上海新聞報》借機搞了一次空中廣告，把寫著“新聞報發行量最多，歡迎客選”的廣告條幅用氣球放入空中。這是在我國首次出現的空中廣告，為擴大《新聞報》的影響起了相當積極的作用。同年在上海還舉行了全國性的商業美術展覽會，為提高廣告的藝術水平、更加積極地發揮廣告的社會和經濟效益起了相當好的作用。同時，國民政府也開始對廣告實施管理。在當時的民法、刑法、交通法、出版法中均有涉及廣告的條款，并開始征收廣告稅。在廣告界也出現了同業公會。1927年“中華廣告公會”在上海成立，是廣告同業的最早組織，后幾經改名，1933年改名為“上海市廣告業同業公會”。

抗日戰爭爆發后，由于市場受到戰爭沖擊，廣告業受到嚴重影響。上海淪陷后，主要的廣告公司相繼歇業，剩下的廣告業務也大多是介紹日貨的廣告，雖然在后期廣告業務和廣告公司加幸歡ɑ指矗??從諧ぷ憬?健

抗戰時期，國民政府內遷重慶。當時南京、上海、漢口和天津等地的多家報紙也相繼內遷。1937年，在重慶出版的除原有的《商務日報》等外，還有《新華日報》、《中央日報》、《掃蕩報》、《大公報》、《新民報》等，刊登各類廣告。同時，在解放區創刊的共產黨報紙也有小量廣告業務。

抗戰勝利后，各類報紙等媒介單位相繼遷回原地復刊，廣告公司重新活躍起來。當時的廣告中，有很多是“尋人啟事”。此外，美貨也大量充斥市場，廣告業務量很大。由于美貨對中國民族工業的沖擊過甚，致使民族工業幾達崩潰邊緣。當時的國貨機制工廠聯合會在其主持人的倡導下，發起了一次“用國貨最光榮”的、旨在抵制外貨、挽救民族工業的宣傳運動。當時設計了一個標志，在本、外埠報紙、路牌上登載廣告，號召人們使用國貨。但是在1947年之后，由于連年內戰，導致經濟崩潰，中國的廣告事業又重新跌入低谷。

四、建國后我國廣告事業發展的曲折進程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由于經濟、政治、社會諸方面的原因，新中國的廣告事業在經歷了一個長期的曲折過程之后，才得以迅速恢復和發展。

在解放前夕，有些工商業者對中國共產黨的政策不明了，卷款外逃，外加國民黨政府在后期所采取的經濟政策對工商業的損害，我國的工商業處于極為困難的狀態。資金短缺，原料匱乏，嚴重地影響了建國初期的工商業的穩定和發展。為了穩定經濟形勢，促使工商企業恢復生產，新的人民政府采取了各種有效措施。支持對工商企業的原材料供應和資金供應，同時也加強了對企業的管理措施，在各級人

開展社區法制宣傳活動有什么意義

開展社區法制宣傳活動可以增強社區居民的法律意識，提升居民知法、懂法、用法的能力，推動社區法治建設。

法治宣傳活動意義在于，讓法治意識深入人心，加強社區人民對法律知識基本了解，提升社區居民對法治意識的認知力，加強社區居民防范意識，做好社區治安管控力度。

加強社區面治安防控措施，減少違法犯罪，嚴密防范和打擊各類黑惡勢力，創造安全穩定的社區環境，努力營造良好社區治安環境。

擴展資料：

法治宣傳教育重點內容

除了憲法，還有民法典宣傳、防范電信詐騙、精準脫貧、掃黑除惡、教育就業、醫療衛生、征地拆遷、食品安全、環境保護、道路交通、消防安全、安全生產、森林資源保護、非法集資、根治拖欠農民工工資、防金融詐騙、社會救助等等。

法治宣傳活動的主要形式

開展法律“十進”活動（進機關、進鄉村、進社區、進學校、進企業、進景區、進網絡、進宗教場所、進家庭、進軍營），廣泛進行座談、培訓，發放法律知識讀本、掛圖。

免費贈閱《百姓法治寶典》，舉辦廣場集中宣傳、開展主題征文、演講比賽、文藝演出，制作微視頻、微動漫、抖音，充分運用電子顯示屏、制作公益廣告等。